作者： 梁之
当然可以把这种情形推给社会，说社会病了。是。社会是有病。社会有病，其实是因为人有病。人有病，是因为制度有病，体制有病。
名牌大学生包括研究生无奈进卷烟厂，竟被认为“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自己要来的”。说得好轻巧，好冠冕堂皇！都知道：少年强，则青年强；青年强，则国强！他们怎么就没有远大理想？他们怎么就要做这种“吸烟有害健康”的职业？一言以蔽之，这些名牌大学生包括研究生们，怎么就那么“贱”？！
还是先说几句闲话吧。据本人所知，1949年前，只要有人推荐或自荐，只要能胜任所干的工作，没文凭，也没问题。当年陈寅恪、沈从文就都没有文凭，而鲁迅的文凭也并不高，就一“中专”，可他们都做了名牌大学的教授，而陈寅恪居然还被称之为“教授的教授”。
就是二十几年前，今日与那时也不可同日而语。当年，本人一个事实上没有任何文凭且已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竟然也能进省报做了编辑，直至退休。所以自己认定：人生是有宿命的，冥冥之中都做了安排，我把它称之为“天意”。而现在那些名牌的大学生包括研究生无奈地进卷烟厂做几乎没有任何知识含量的工作，难道也是他们的“宿命”？也是“天意”？当然，你也可以说，此乃时代使然。没有人能逃过时代。
前天，腾讯财经的公众号转载猛犸工作室陈佳慧、刘文杰的文章；《看到人大、武大毕业生进厂卷香烟，流水线上研究生超30％》，不单内心受到震动，鼻子都有点发酸，为这些真正名牌的大学生包括那些研究生而难过。
不是说学历高就一定不能做普通工作，而是给人的感觉，今天一些高学历者，等待他们的却似乎只有这种没有任何知识含量的职业。这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我不说你也明白。记得二十几年前，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上看到说，当年研究生进出版社，不是一进去就做编辑，而是至少要干半年的校对。这一方面是强调要从“基层”做起，对出版工作有个全面了解；二是明白校对工作很辛苦，而且需要比编辑更广的知识。也难怪你在文革前的书籍中很少看到文字上的错误。后来一些文化出版单位，特别是报纸杂志，对校对人员的素质要求放得相对较低，这是我不能理解的。在本人看来，校对人员的学问应该比我这个编辑要大。当然，也正因此，报纸的校对人员在单位里，不论待遇和地位都不能算高。
但像中国这种名牌大学生大批地从事没有知识含量的工作，这就是在浪费知识人才。据说中国送外卖的大军中有不少是研究生学历。前几天在微信上还看到一幅图片，内容是在一个台阶上，一外卖小哥帮一遇到难题坐在台阶上发愁的程序员编程序。你看到这种情形会怎么想？中国的人才就过剩就到了这种地步吗？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当然可以把这种情形推给社会，说社会病了。是。社会是有病。社会有病，其实是因为人有病。人有病，是因为制度有病，体制有病。
再说这次记者采访卷烟厂，发现烟厂工作人员对流水线上的工人有如此高的学历见怪不怪。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我们河南中烟招聘员工要求是本科及以上学历，有名校毕业生或研究生都是很正常的。”当记者询问“一线生产操作岗位”的工作是否需要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来做时，上述负责人拒绝回应。而漯河卷烟厂一位工作人员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现在所有的企业、岗位、工作内容都摆在那里，名校的学生愿意来，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好一个“都是很正常的”，好一个“名校的学生愿意来，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不就是想说这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吗？可我就想知道，不论是那名河南中烟人力资源部的相关负责人，还是漯河卷烟厂的工作人员，他们就没有半点同情心吗？看到这些名牌学校的大学生包括30%的研究生，读了十几近二十年的书，然后做着一个小学生甚至没有上过学的人都能干的工作，内心就没有过一丝浪费人才的痛心吗？他们的心肠真的比磐石还坚？有没有思考过，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现这样一种荒唐情形？难道就为了一个卷烟厂里都是名牌大学生，或者说“管理”的都是名牌大学生，因此自己的虚荣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吗？这些名牌大学生包括研究生之所以“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除了教育制度的失败，整个社会，包括卷烟厂以及他们这种人，就没有一丝一毫的责任吗？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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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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