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天气寒冷还飘着雪花﹐而江泽民历来车接车送﹐第一次去只穿了一件薄大衣﹐而第二次没想到会在外面站那么久﹐所以冻得哆哆嗦嗦。江知道这样更能讨得李先念和他的小妾对自己的好感。手提着蛋糕的江站了整整四个小时﹐被接见的人还是没走﹐江后来在警卫的多次劝说下﹐只好把蛋糕留下﹐失望地回去了。李先念的访客走后，警卫把蛋糕送进去并说江在外面恭恭敬敬站了数小时之久。李先念一时感动得不行，连声说：“小江不错，现在这种人很少啦！”
1﹒左右逢迎主政上海
江泽民似乎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他在南京当汉奸，却因为转学到上海交大而成功地隐瞒了一部分汉奸历史；他在电子工业部成绩平平，却因为到上海当市长和市委书记，而有了用镇压学潮的鲜血染红顶戴花翎的机会；当上总书记之后，江泽民更是不遗余力地经营上海帮以稳固其权力；一遇到像SARS这样的危机，江泽民首先想到的也是躲到上海。
江泽民来到上海的时候是1985年，这是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和上海市长汪道涵一起大力推荐的结果。陈和汪这么做不仅仅是出于对“红色江山”的考虑，也是为了还江上青一个人情。
江上青曾经是汪道涵的顶头上司。抗战初期，汪道涵担任江上青直接领导的中共安徽嘉山县县委书记，而陈国栋也因为江上青的大力推荐，担任了安徽灵璧县县长。
四十多年后，这两位出身华东系统的中共干部都成了封疆大吏，对假称江上青遗孤的江泽民大加扶持。
从江泽民被推荐的过程不难看出，江爬上高位跟他本人的工作能力并无关系，不过是沾了死人的光且又善于攀爬而已。
上海是好几位具有干政大权的中共大老每年过冬必去的地方，尤其是可以左右党中央的陈云和左右国务院的李先念，这都给了江泽民继续巴结权贵往上爬的可遇不可求的良机。
陈云就是在上海出生的。遵义会议后，红军北上逃跑，陈云奉命到上海恢复地下党的工作。中共建政后，陈云曾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出任中共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所有与陈云关系密切的干部，几乎都是计划经济的支持者，在政治上偏向左倾，因此都可称为保守派。包括后来接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亲家宋任穷、陈云的学生姚依林，华东系统的干部几乎都是陈云的嫡系。这其中还包括陈云的副手，华东地区财经委员会主任，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父亲曾山。其他如陈国栋、汪道涵以及华东局组织部长胡立教，也都曾在陈云手下任职。而李先念更是跟邓小平矛盾重重，对改革开放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在邓小平和陈云、李先念等人的较量中，虽说邓小平是第二代领导核心，但他一直受到陈云和李先念的制约，双方从没有一方占有绝对的优势。身为上海市长的江泽民骨子里是个铁杆的保守派，见到陈、李的时候毕恭毕敬，伺候加奉承，为计划经济唱赞歌，但邓小平方面，江也不敢得罪。在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面前，江泽民完全是另一副嘴脸，还是要做一点改革的姿态的。
2﹒初试强权高压
江泽民到上海时正赶上城市改革刚刚开始，百姓忽然发现副食品和其它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在一年之间上涨了百分之十七。此次物价上涨，被中共称之为物价闯关。这关不但没闯过去，反倒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不满和学潮，学生要求政府解决两个问题：一、生活费用增加；二、官员腐败的问题。
当时中央还是胡耀邦主政，胡已经开始积极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江泽民自然以改革派的面目出现。江跑到大学去对一万多名师生发表演讲，承认消费品价格的攀升出人意料，但是他又解释说市场经济最终会把价格稳定到一个合理的范围。学生们当时听信了江的话。
1986年发生了几件事：7月，当时的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修后回国，发表了一系列演讲，提倡民主理念。9月，台湾第一个反对党“民主进步党”成立，十四年后，这个党在大选中获胜，开中华民国政党轮替之先河。不少学生从美国之音中听到了这一消息，同文同种的台湾可以成立反对党，这也令当时受到些民主启蒙的大学生们感到兴奋。
到了年底，在安徽省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中，科大党委不准许大学生和研究生与官方指定的候选人进行竞选，直接引发学潮。12月初，中国科大等合肥高校上万名学生先后两次上街示威。消息传至上海，令学潮规模扩大，上海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学生纷纷上街响应，要求民主、自由、平等，并且提出废除专制独裁。其后学潮席卷北京乃至全国。
上海的学生要求与江泽民对话，并且提出了政治改革、新闻自由、放松控制等要求。江泽民带着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在12月8日到上海交大与学生对话。整个过程十分富有戏剧性。
江泽民走上讲坛的时候是带着讲稿的，他带上老花镜，摊开一张纸，开始大谈经济五年计划的成果，但是这显然不是学生们感兴趣的东西，台下三千多名学生嘘声一片。江泽民恼怒的抬起头，摆出严厉的姿态盯着学生，看谁不把他放在眼里。学生们照嘘不误。有学生喊道：“你那个东西，我们在报纸和电视上天天看，现在你应该先听我们讲！”还有学生开始喊抗议口号。
江泽民指着那个嘘得最响的学生声色俱厉的说：“你嘘我是没有用的，我告诉你大风大浪我见得多了！你叫什么名字？你敢上台来吗？你敢上来讲吗？”
没想到这位学生真的起身到了台上，接过了麦克风，开始侃侃而谈他的民主观点。另外十多个学生也立即跳到台上，和江泽民面对面地站着，准备跟他理论，这个阵势让江的两腿有些发软。这些学生要求新闻自由，要求对游行示威进行公开、公正的报导，要求张贴大字报进行辩论。学生们的发言吸引了下面所有人的注意。
最让江泽民大惊失色的是，他们竟然质问到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你是如何当上市长的？”江一边尴尬地赔着笑，一边往后退，一直退到讲台边上，并趁着大家没有注意到他的时候，示意陪他一起去交大的陈至立把每一个上台的学生都用照相机照下来，以便秋后算账。
学生一阵激动的演讲之后，终于，轮到江泽民说话了，“刚才我一进到校园，就看到你们的大字报，”江尽力堆出一脸笑容说，“你们要求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这是1863年11月19日，林肯在葛底斯堡公墓为了纪念南北战争中阵亡的烈士发表的演讲。现在我想请问你们，谁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这篇演说？”
激动的学生们不知道江泽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都不说话了。面对学生的沉默，惯于用作秀转移视线的江泽民恢复了自信。他挺了挺肚子，清了清嗓子，开始用英文大声背诵头一天晚上反复记忆的美国宪法的开篇部分，以及林肯1863年在葛底斯堡的演讲。
不可否认，当年处于文革之后、改革开放的初期，学生们的英文水平普遍不高，江泽民一直背到他不会背的地方才停下来，洋洋得意地问“听懂了吗？我告诉你们，中国和美国的国情不一样……”正当江泽民滔滔不绝的阐述什么民主要以党的领导为前提时，一位学生高声喊道“我们现在要有宪法规定的游行示威的自由，要新闻公开报导！”江泽民收起了挤出来的笑容，色厉内荏地说：“谁阻断交通、破坏生产，就是阻断改革，谁就要负政治责任！”这当然吓不倒学生。任何一个国家的游行示威没有不妨碍交通的，如果以此理由进行限制，当然也就不存在宪法所规定的游行示威的公民权利了。软硬不吃的学生们虽然再没机会拿到麦克风，但依然情绪激动的继续和江泽民对峙。
下午的会见长达三个多小时，气氛逐渐升温。江谎称有外事活动，离开了会场。因为心慌意乱，急于逃跑，江出门时一头撞在半开的门上，虽然伤口不深，但流了很多血。江顾不上包扎，用手捂着额头急步出门，钻进汽车溜了。江泽民的狼狈逃窜被学生们当作笑话传了很长时间。
贵为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回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居然是亲自打电话给上海交大的党委书记何友声，让他到陈至立那里去取下午发言的学生相片，并叮嘱他一定要找出这些学生的姓名和所在班级。何友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声答应一定照办。
随后江泽民指示，上海交大因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关闭所有学生社团和学生刊物，除了舞会，不搞学生集体活动。江泽民那个时候就开始用声色犬马的方法转移民众对民主和人权的关心，这一招儿还比较奏效。等到1989年学潮兴起的时候，各地学生游行串联如火如荼，上海交大的学生照样关起门来搞通宵舞会，自此以后直到89年北京学生5月13日绝食，上海其他学校大学生都出来游行声援时，上海交大的学生还日日开舞会。直到1989年5月19日戒严的前一天，交大学生才出来参与了大规模的游行。
在江泽民和交大学生对话的第二天，学生们涌上街头，在人民广场集会后游行到市政府，要求继续与江泽民对话。整个会面几乎是头一天的重复。这次江泽民有了经验，事先紧急命令2000名警察在广场待命。在武力的保护下江泽民不再露出笑容，他非常强硬、寸步不让，和前一天判若两人。对话失败，警察强行疏散聚集起来的学生，将最活跃者用大公共汽车拉走，学生们一哄而散。这两天的经验使江泽民尝到了强权的重要和武装镇压的甜头。
报复心极强的江泽民绝不肯放过任何一个不服从他的人，当然更不会忘记当众挑战、让他下不来台的学生。那些被陈至立拍下照片的学生不是同一年级的，毕业时间不同，当时中国实行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身为市长的江泽民竟然有精力一直追踪那些学生的毕业分配情况，直到他们一个不落的都被分配到穷苦边远地区才算完。
3﹒雪夜送蛋糕，暗中倒胡
政坛上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规律，凡是对下级对民众越狠的人越是巴结上级。其实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表现都是为了达到同一目的──掌握更大的权力、控制更广的地盘。
做为上海市的市长有着得天独厚的上爬优势，就是中共党内大老中的几个重量级人物都喜欢到上海休养。江泽民要上北京觐见这些人，求爷爷告奶奶也不容易见上一面，这送上门来的好机会江又怎肯放过。和报复交大学生一样，江泽民溜须拍马也尤为用心专注，把几个重量级大老侍候得迷迷糊糊的。
没政绩升官的人都是踩着别人上去的，江泽民更是如此。
学潮落幕了，邓小平在1986年12月30日发表了“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其中说：“上海的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要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江泽民第二天就读到了邓小平的讲话，他明白胡耀邦的改革理念与党内保守势力格格不入，陈云、李先念等人早就欲除去胡耀邦而后快，而胡之所以在台上是有邓小平这把大伞遮阳。如今邓小平公开宣示对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的不满，中央倒胡的气味愈来愈浓。
对邓小平的讲话，江泽民如获至宝，他认为在此关头表白自己和中央保持完全一致是非常重要的，但苦于没有机会和邓小平等中共大老们对上话。
刚好就在这年冬季，国家主席李先念又来上海，住在宾馆里。一天晚上李召见了江泽民，并且一起吃了饭，席间无意中提到那天过生日。虽说江泽民当上海市长两年后，上海人就发生了“菜篮子”危机，可中央几位大老们的生日江都牢记心中。江泽民边吃心里边纳闷，李先念的生日他背得滚瓜烂熟的，明明是“1909年6月23日”,怎么在冬天过起生日来了。
当时中国还没有“包二奶”这个词汇，但如《毛泽东的私人医生》中所记载的高级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却非常普遍。有人说彭德怀被打倒并不是因为大跃进的问题，而是他反对“中南海文工团”。彭德怀公开讲“我不反对毛主席和周总理跳舞，虽然我自己从来不跳舞。但是跳舞就跳舞吧，干嘛一定要为陪中央首长跳舞就组织一个中南海文工团，尽弄些年轻漂亮的姑娘成天关在这里。老百姓知道了是要骂娘的！”中央一级的高干几乎人人如此，李先念自然也不例外。他在上海有个小老婆，是护士出身，不但对李体贴周到，还为李生了个儿子。
江泽民明白了，原来不是李先念的小老婆过生日就是小儿子过生日。江泽民当然知道这份礼非送不可，谁都知道“枕边风”最硬，尤其是“偏门风”更硬。江泽民本来是为了胡耀邦那事来的，没想到又出了这么件事。他压住自己的懊恼情绪，边吃饭边小心翼翼地打探李先念对胡耀邦的看法，当他听明白李的态度后，马上态度诚恳地表示李老的话使自己终生受益，自己坚决按照李老的指示办。李先念大悦。饭后江泽民不敢久留，因为还有一件“天大的事”没有办。
当司机送江回家后﹐问他还有什么事情可办﹐江说没有了﹐让他回家。望着车子渐远﹐江料定司机不会再看到他﹐连家门也没进﹐立即偷偷出去买了一个大蛋糕。虽然天色不早﹐江还是毫不犹豫﹐未带任何人﹐自己坐计程车再次去宾馆。这时李先念正在接见别人﹐警卫看见江又来了﹐好心叫他进去﹐江摇摇头﹐恭立在门口。不巧的是那天天气寒冷还飘着雪花﹐而江泽民历来车接车送﹐第一次去只穿了一件薄大衣﹐而第二次没想到会在外面站那么久﹐所以冻得哆哆嗦嗦。警卫看江冻成这样子﹐多次叫他进去﹐江只是笑笑一言不发。江知道这样更能讨得李先念和他的小妾对自己的好感。手提着蛋糕的江站了整整四个小时﹐被接见的人还是没走﹐江后来在警卫的多次劝说下﹐只好把蛋糕留下﹐失望地回去了。
李先念的访客走后，警卫把蛋糕送进去并说江在外面恭恭敬敬站了数小时之久。李先念一时感动得不行，连声说：“小江不错，现在这种人很少啦！”
库恩在《江泽民传》中写道：“江对李照顾得异常周到，以至于出现了一个毫无根据的谣言──说江泽民是李的女婿。”的确如此，谣言的传播是由于民众当时不了解中共大老们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也不明白江泽民的真正用意。事实上，类似这样的付出最终使江泽民在“六四”前夕得到了最大的回报，江后来替代赵紫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这将在下一章细表。
4﹒胡耀邦下台
据在场的人回忆说，在1987年1月16日，由邓小平、陈云、彭真、薄一波、王震等人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胡耀邦被迫辞职。实际上与其说是辞职，倒不如说是撤职。在会上胡耀邦听到逼他下台时，当时呆住了，震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那次会上胡几十年的朋友也发了言，局势已经明朗了。胡耀邦为了维护所谓党的团结，违心地做了一次让他一直后悔到死的检讨。最后胡耀邦说了十个字──“可以不做事，但是要做人。”散会后胡耀邦像个孩子一样毫无掩饰地大哭起来。他痛心的是为何几十年推心置腹的朋友也能在此刻落井下石。
共产党不需要胡耀邦这样的人，“做人”是没有用的，谁为老百姓说话，必然就会对专制权力造成威胁。彭德怀、胡耀邦以及后来的赵紫阳都是明证。而逢迎拍马、两面三刀、镇压民众毫不手软的江泽民是共产党最需要的，因此江渐渐的成了党内大老们注意的对象。
1987年10月，和江泽民闹得不可开交的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终于走了。芮杏文可以说是铁杆的改革派，和赵紫阳关系非常密切。长期以来，紧跟保守派大老的江泽民对于芮杏文非常排斥，江在上海结帮搭伙形成的“上海帮”也处处与芮杏文作对，使其无法开展工作。为了摆平这种矛盾，赵紫阳任命芮杏文到中央去做书记处书记，连一届市委书记都没有做满。
5﹒妒忌朱镕基
江泽民虽然拉帮结伙占据上海地盘，但他当上海市长的两年中市民们叫苦连天。在1986年，全国很多地方的经济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全国人民面对日益丰富的市场供应眉开眼笑时，上海人民许多东西还要凭票购买。
原来，1986年广东省长叶选平上缴国税是2.5亿人民币，而上海市长江泽民为了自己的政绩却上缴了125亿人民币，是叶选平上缴的50倍。仅仅两年，江泽民就把上海人民拖入到需要解决“菜篮子问题”的困境。
不管江泽民对党内大老们的马屁拍得如何山响，江泽民整了这一大堆烂摊子却是摆在邓小平面前的现实。邓不得不紧急派“经济沙皇”朱镕基到上海当市长给江收拾残局，让江泽民转任市委书记，只需耍嘴不用管实事。中共当时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还是一言九鼎的。但不管把上海搞得怎样糟糕，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善走上层路线的江泽民还是从中央委员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到中共最高权力机构。
朱镕基既不是太子党，也不是烈士“遗孤”，在党内远远没有江泽民人脉广泛，更何况他还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当了右派，被下放劳改，一耽误就是二十年。可以说朱镕基的升迁跟他的才干和个人魅力有很大关系。
1988年4月25日，朱镕基身穿驼色西服，系着红黑相间的领带出现在800多名上海市人民代表面前。按照大会规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市长、副市长、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高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可以做不超过十分钟的施政演说，最长不得超过十五分钟。前面的人都讲了不到十五分钟即告结束，而朱镕基一上台开口就得了满堂彩。整个会场中一会儿是掌声，一会儿是哄堂大笑，气氛活跃而热烈。妒忌心极强的江泽民看到朱镕基如此受欢迎，心里就像爆炸了一样，表情十分尴尬。
在那种场合下，江泽民只能竭力掩盖、强装笑脸。别人鼓掌时，他勉强地跟着拍两下手，别人哄堂大笑时，他咧咧嘴做出笑的样子，表情比哭好看不了多少。平时一点小事江泽民都容不下别人，更不用说朱镕基在如此多的人面前风头十足，江泽民对朱镕基的嫉妒从这个时候就深深种下了。
朱镕基到上海后抓了不少小事，比如坚持阅读群众来信并做亲笔复信等；同时他也抓了几件大事，比如和兄弟省市的关系、“菜篮子工程”、交通问题和上海的市政建设。朱镕基曾经亲自到黄浦江上游解决污染问题，使上海人日常饮用水的质量得到改善。这一系列的成功使朱镕基大获人心。
在这些方面江泽民比不了，就避免提，省得给朱加分。那些在江泽民当市长期间舒舒服服过日子的副市长和局级干部们到了朱镕基这可得真干事。朱镕基相貌跟一般人都不太一样，拉下脸来就更令人生畏。朱的脾气又特别急，训斥起副市长和局级干部们可以让他们当众下不来台。这些人就跑到江泽民那里去哭诉和告状。江泽民趁机严厉训斥朱镕基搞不团结，个人主义膨胀，弄得朱不得不忍气吞声再去和局级干部们做自我批评。
1991年4月，在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朱镕基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一次，邓特意指着朱镕基对江泽民说：“我不懂经济，他懂！”其真意是：“你不懂经济，他懂！”江泽民听后心里如打翻了五味瓶，却又不敢和邓顶撞，暗中对朱镕基却更加妒恨了。1992年朱镕基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国最高领导层。1998年，朱镕基担任了中国第五任总理。那时不学无术的江泽民已经担任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多年了。
6﹒媒体阵地要死守
虽说江泽民正事做不了，但吹的功夫却是一流。
江泽民早年跟着汉奸父亲做日伪宣传工作的经历使他深深体会到媒体的力量。所以在上海他把重点放在舆论宣传上，宣传部门也要挑选自己的嫡系人马。
在上海发行的有很多都是全国性媒体，无论对江泽民是表扬还是批评，最终都很可能会被中央的大老们看到。从他当市长开始，江泽民就对媒体报导的内容异乎寻常地关注，有时甚至让媒体工作者觉得他是个偏执狂。“六四”前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在外人看来是个偶然，但是对于江来说实在是一种自然反应。
举例来说，江泽民在一次记者会得意表演中，使用英文词汇“Faces”代表中文“面貌”一词，当《解放日报》第二天负责地将“Faces”用“面貌”代替以便使老百姓人人看得懂时，江泽民却大发脾气。因为他本想炫耀他的英文，虽然用得不太确切，谁知道却被媒体把这个机会一笔勾销了。为此江泽民事后特意命令他的私人秘书给《解放日报》打电话。这位秘书教训那名记者：“你还是写三个Face吧，这更符合江市长的意思。”
从1986年开始，江泽民代替市委宣传部和市里所有主要媒体的高级编辑开会。历任市长从无此先例，不过这却成了江的一个例行的主要工作。同年10月，黄浦江边的一栋政府大楼发生火灾，威胁到相邻的上百户居民的房屋。后来大火虽然灭了，但因为灭火而大量用水却造成市区许多旧水管炸裂，南京路上都淌满了溢出的自来水。上海电视台两次奔赴事故现场，连续关注这一灾难。江认为这些关注民众焦点的直言不讳的报道使他这个市长面子上难堪，因而非常生气，在一周后的防火会议上，他责怪宣传部说：“像这样的报导不应该只是提醒人们，应该让人们了解上海基础设施的问题，并且看到问题正在逐步改进。”
还有一次是1987年5月4日，江泽民和地方人民代表开会，他得知上海新客站附近的一个水管往街道上漏水，将近一年也无人理会。有位代表几次给闸北区政府写信，总是得到同样的回复：“问题正由有关单位解决。”
江泽民喜欢做秀尽人皆知，他一共主抓了三个项目，空港、码头，还有就是火车站，因为这些地方是脸面所在。新客站漏水不仅仅影响上海的脸面，更会影响江泽民的脸面，于是他找到地方供水局，向他们叫喊：“找个人把那个水管修了！”据说水管当天便修好了。
几个星期后，《解放日报》记者许锦根向人大代表询问有关解决水管爆裂问题的进展，结果得知江泽民亲自处理这桩小事。许锦根认为市长实在不该事必躬亲，于是便写了篇文章，叫做“事必躬亲的另一面”，发表在1987年7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对江泽民只顾及个人做秀却忽略全局、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做法提出尖刻批评道：“领导干部参与每一件小事是非常不正常的，这只会在下级干部中间造成依赖和拖延的作风。”
江泽民看到这篇文章后怒火中烧。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点他的名，但矛头毫无疑问就是指向上海的最高市领导人。文章结尾的影射简直让他暴跳如雷，其中说：“全国一些报纸不断载文，表彰某些市长解决出租收费过高的问题，但是如果这种事情继续下去，还要物价局局长或者出租车公司的总经理干什么呢？”
在全国最权威的党报头版被人公开取笑，这还了得！江泽民在7月10日特别召开由上海宣传机构所有党政官员参加的特别会议。江用拳头狠狠地砸着桌子说：“许锦根一点儿也不知道管理这个城市是什么样子，这个作家真的认为自己了不起，我认为他应该多走出办公室到处看一看！”与会的《解放日报》编辑们垂着头，满脸不自在。结果这次会议演变成责骂许锦根和其上级领导的讲坛。这还不算，江泽民随后对有关媒体进行整顿，一大批说实话的总编、领导被撤换掉。从此以后，上海媒体再也不敢点评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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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江泽民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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