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陳方正
历史学家余英时于当地时间8月1号在普林斯顿寓所去世，享年91岁。
余英时（1930–2021）
就在余先生去世前不久，他还与香港中文大学的两位老朋友陈方正和金耀基分别通了电话。和陈方正先生的通话是在香港时间8月1号上午10点，除了相互问候，余英时也说起，很多老朋友都走了，能够和他说说话很高兴。到了12点（已是美国时间午夜），余英时又和金耀基通话，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金先生觉得余英时有点反常，他的声音不太对，以往的通话也不会这么晚。
美国时间8月1号凌晨，余太太发现余先生已在睡梦中离世。后来她告诉金耀基，那通电话就是余先生最后的通话。余先生悄然落葬之后，外界到了今天才得知消息。陈方正和金耀基回想起来，觉得可能是余英时自己有预感，在电话中和老友告别。
在我们出版的陈方正《当时只道是寻常》一书中，陈教授细致回顾了他和余先生的交往，有同在哈佛时一班客中寂寞的中国学生谈天说地的热闹，也有中文大学改制风波之后性情中人余英时的失声痛哭，还有对余先生学术思想的总结和分析。作为相交六十年的朋友，陈方正说余英时有点像陶渊明，“外表平易淡泊，骨子里却有侠气乃至凌厉锋芒”。
今天的推送就和大家分享这篇文章，以纪念余英时先生。
我所认识的余英时
节选自〈玉山高并两峰寒——记余英时与杨振宁〉
《当时只道是寻常》页221–227，此标题为编者所加
陈方正
从打渔庄到工作小组
初识余英时，是半个多世纪之前，还在念本科的时候。有此缘分，是通过罗球庆——他的嫂夫人和我姐姐同事，他自己则像许多新亚毕业生如陈启云、何佑森、还有我的同班好友曾省一样，都得到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到剑桥来进修；至于英时兄，当时早已经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且随父母在美国定居了。这班新亚学人客中寂寞，周末很自然地都聚集到他家里吃饭，谈天说地，热闹一番，余府遂获得“打渔庄”的美称。我是物理本科生，其实不入流，却也跟随球庆去凑热闹，因此不时有机会见到英时兄，畅论古今，记得还下过一两盘棋。但没有多久他就到密歇根大学教书去，我后来也毕业回香港，自此音书渺然。
余英时新亚书院毕业照，1952年
再见面已经是十多年后。1973年他到中大来做新亚书院院长，心想他未必记得旧事，况且地位悬殊，就没有造次。但有趟一起开教务会议，会后他拉住叙旧，于是又联络上了。他喜欢下棋，曾邀请台湾的“神童”王铭琬访问新亚，掀起了小小围棋热；他又钟情红学，曾写文章大谈《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传诵一时。这些是他做院长的赏心乐事，我也颇感兴趣，所以仍然谈得起来。但我们真正相熟乃至相知，则是由于“工作小组”，那是负责中大体制改革事宜的委员会。他回到中大第二年，在毫无心理准备情况下，被李卓敏校长拉去主持这小组，我虽然资历浅，也阴差阳错被邀请加入。这样从1974年开始，我们每星期都要关在一起，整天开会。那时我少不更事，意见多，发言无所顾忌，一年下来，和主导这小组的余英时、邢慕寰、马临，还有其他年轻教师代表金耀基、傅元国，都成为好朋友，因为大家经常各抒己见，争论不休，又要承受外界压力，自然生出同舟共济之感。成员书院历史悠久，是创办中文大学的基础，小组工作牵涉它们的地位和利益，因此不但在校内导致轩然大波，社会上也议论纷纷。英时兄身处风口浪尖上，饱受攻击和中伤，更被诬为出卖新亚。他是性情中人，蒙此不白之冤，郁结可想而知。小组工作结束后，大家到尖沙咀某饭馆餐聚，趁酒酣耳热之际，开怀放言，以消胸中块垒，散席后英时兄感触不能自己，竟然坐在楼梯口失声痛哭起来，大家相对黯然。此后不久，他返回哈佛任教，于是又天各一方，动如参商。
1973年，余英时出任新亚书院院长
（《新亚生活月刊》，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
平淡中有侠气
再有机会不时相聚已经是八十年代末，我到中国文化研究所任职之后了。1987年我休假，回到离开二十年之久的剑桥访问。那时他已经转到普林斯顿任教，我专程南下到他家中作客，议论旧事，对枰消遣，品尝嫂夫人的手艺，更有幸在座上认识牟复礼（Fritz Mote）和周质平，和重访初来美国时已经认识的方闻，度过了很愉快的几天。⋯⋯到九十年代初，我和中大同仁创办《二十一世纪》，试图为中国的文化建设出一分力，他毫不犹豫响应，列名创刊编委，对约稿更有求必应，成为支持这新杂志的中坚分子。此后我们在夏威夷和斯德哥尔摩那两次国际会议上碰头，我又数度到他家作客，都可谓浮生快聚。到新世纪来临，普大同仁为他举办庆祝七十大寿的研讨会，我和老伴欣然就道，得以盘桓多时，叙旧尽欢。但这也就成为绝响⋯⋯
英时兄是个很朴实，但绝不简单的人，有点像陶靖节，外表平易淡泊，骨子里却有侠气乃至凌厉锋芒。他曾经说，自己有传统中国人气质，那是抗日战争中在安徽潜山老家的农村成长所塑造。换而言之，他讲道义，重情谊，是非曲直分明的性格，就是由此养成。此后他投入钱穆先生门下，受传统学术熏陶，这性格自然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我们自不会忘记，他的尊人余协中先生毕业燕大，曾经留美，在国内多所大学教授西洋史，他自己则在哈佛接受严格西方学术训练，一生浸淫于美国学术界。因此，他的学问无疑得力于深厚传统功底，但在理念和方法上，却深受西方影响。在他心目中，中国和西方两个迥异传统的重要性应该无分轩轾，甚至可以说是融为一体，但两者之间却仍然具有强大张力。
陈方正与余英时聚餐。右起：邢慕寰、余英时、不知名者、陈方正、金耀基、余小姐、余夫人，1982年9月。
例如，在纪念钱穆的〈犹记风吹水上鳞〉和〈一生为故国招魂〉两文中，他极力要说明的便是，钱先生虽然一生以阐释、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在学术上却是完全开放，能够接受新观点、新思想的。更值得玩味的，则是〈钱穆与新儒家〉那篇长文。钱先生曾经拒绝签署1958年由四位新儒家学者发起的《中国文化宣言》，去世之后台湾学界对他的评价因此显得颇有分歧。英时兄此文实际上是为乃师辩护，但其中并无一语颂扬钱先生，而只是致力撇清钱穆与新儒家的关系，也就是强调钱是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学家，然后举出层层客观证据，将新儒家定位于宗教而非学术，并且进一步把它“狂”的特征与发展过程加以细密剖析。说到底，这篇申辩书（apology）在性质上是不折不扣的学术论文，言外之意却咄咄逼人，森严可畏。
和而不同
当然，英时兄的扛鼎之作是新世纪初出版的两卷本《朱熹的历史世界》。那是令人震惊的大部头翻案文章，以无可驳辩的细密考证阐明，宋代新儒家具有与人君“共治天下”的自我期许与承担，换而言之，“外王”与“内圣”之道对他们具有同等重要性。这对当代新儒家而言，无异于操戈入室，直捣黄龙——不过，那大概已经不是此书措意所在了。我在一篇报刊随笔中说，中国史学向来忌讳标新立异，余先生此说与历来观念大相径庭，许多人恐怕会期期以为不可，然而，他的严格与深入论证，却又令人不得不折服；而且，以如此篇幅集中讨论一个中心议题而又达到如此深度，也是历来罕见，在这几方面它都是具有开创性的。想不到，这些行外人话他居然也颇为看重，视为知言。那么中国史学界“向来忌讳标新立异”之说，大概也不是瞎猜了吧。
1975年，担任新亚书院院长的余英时
（图片来源：香港中文大学资讯处）
不过，在许多有关中国的问题上，我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在《二十一世纪》创办之初，他写过一篇〈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基本看法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步步“激进化”破坏了传统社会和文化，由是造成今日困局。我则认为，许多革命是被形势逼出来的，由不得当事人选择，土耳其青年革命如此，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也是如此，这是我在夏威夷之会上发言和随后所写文章的中心思想。但我们从没有就此问题交换过意见。随后，在五四运动的八十和九十周年这两个关节上，我都写了文章，论证它与启蒙运动其实具有相同本质和意义，即公开、激烈和全盘地反对传统文化；英时兄同样有文章，但却认为不应将五四附会于启蒙，两者并无本质关系。为此我作了一点解释，他的反应是，我们讨论的问题根本不一样，所以实际上并无分歧。
去年他出版《论天人之际》这本堪称“大轴戏”的著作，通过细致史料引证并且应用“轴心文明”说来探讨传统“天人合一”观念的确切意义，然后通过它的演变来阐释远古巫文化蜕变为古代哲学主要流派的漫长历程。对此书我深感兴趣，写了一篇介绍性的书评之后意犹未了，又另外撰文讨论“内在超越”观念，那是英时兄多年前提出，而在这书中也占重要位置。我对这观念的确切意义作了分析和讨论，又对此书将老庄思想归入“内在超越”类型提出商榷意见。英时兄对我的看法很客气，未多评论，但似乎不甚以为然。我的感觉是，他倒也不见得不屑与我这个“小老弟”一般见识，但除非必要，压根就不太喜欢争辩，也就是倾向于和而不同吧。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毕业生名录，余英时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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