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志绥
我想毛清楚他的精神衰弱根源在生、心理两方面。他也相信精神慰藉的力量。小时有次他病重，他母亲带他到佛庙里去拜拜烧香，毛服下香灰后，就不药而愈。“我反对摧毁佛寺，”毛在全中国“破四旧”捣毁庙宇时跟我说：“乡里农民，小病挺挺就过去了。大病也不一定找医生，拜个菩萨，求点香灰回来吃。你不要小看香灰，给人的精神上的支持可大啊。”
我刚给毛做专任保健医生时，毛的医疗问题都不严重——感冒、偶发性肺炎、皮肤搔痒、鸡眼或胃口不好。毛的便秘倒是非常严重，因此他的卫士两、三天就给他灌肠一次。大家每天都在讨论他的便秘。哪天突然正常如厕，便成了件大喜事。毛的精力充沛，异于常人。他计算时间的方法，与大家完全不同。上午下午，夜间白天，对他没有多大意义，他的身体拒绝依照二十四小时的变换来运转，他大部分的活动都在夜间进行。
大体上，每次入睡的时间，总比头次入睡时晚三、四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又常常睡四、五个小时，或五、六个小时，就醒了。醒着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有时连续二十四小时，甚至三十六个小时不睡，随即连睡上十或十二个小时，环境嘈杂也不受影响。也许毛的生理时钟一向就不规律，傅连璋在一九三零年代初期曾想治好他的失眠症，但长达二十年的行军和革命生涯，使毛的睡眠完全纷乱不堪。毛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讲到失眠。这位英国元帅说，在第二次大战时，战况如何激烈，他也定时入眠。毛说，你真是好福气。
每当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觉时，象他一次同我说的，引了《西厢记》张生的一句话，真是“捣枕捶床”，无法成眠。于是无论昼夜，他总是做些体力活动，如游泳、跳舞、以求体力疲劳。在我做他的保健医生前，他已服用了二十年的安眠药。傅连璋在一九三零年代给他开的是佛罗拉（Veronal）。一九四九年以后，改用温热葡萄糖水送服药效极强的安米妥钠（sodium amytal）零点一克的胶囊一粒。毛按这个方法，往往睡不着，于是加服一粒或两粒，甚至三粒，也就是最多时，用到了零点四克了。而正是这个时候，大家最为紧张不放心的了，因为他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走路摇摇晃晃，可是又最不愿意别人搀扶。
我到职前，傅看到药量太大，惟恐中毒或成瘾，所以暗中将胶囊减量，只装零点零五克或零点七五克，告诉毛仍是每个零点一克，但毛服用剂量还是越来越大。我知道毛服用的是安米妥钠后，感觉十分不妥，我从来不给病人服用这种药效强烈的安眠药，也怕毛会上瘾。我劝他不要吃药，毛回我一句：“那我不用睡觉了。”他不肯听，还是继续服用。
他有一次开玩笑问我：“你说一年多少天？”我很奇怪他怎么提这样的问题。我说：“自然是三百六十五天。”他说：“对我来说，一年恐怕只有二百多天，因为睡的少。”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以后说：“不，要用醒的时间长度算。主席的一年要有四百多天，很象‘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了。”毛哈哈大笑说：“照你这样算，失眠倒成了长寿的办法了。”这自然是说笑话，我确很清楚他的意思，对失眠真要想想对策。
我同傅连璋谈过一次，要改变以上方法。安米妥钠是一种起作用慢，但作用时间长的安眠药，用来引导入睡比较差。我建议改用起作用快，而作用持续时间短的速可眠钠（Sodium Seconal）。晚饭前二十分钟服用零点一克的速可眠钠两粒，来迅速引导入睡。饭后可以再服一粒安米妥钠，以延长睡眠，而且要将胶囊内药量不同，告诉他本人。给毛服药的是他身边那些没有医学常识，农民出生的年轻卫士，而毛的保健是我的责任，我必须确定卫士们不会给毛服用过量才行。
傅同意这方法，我然后将这方法同毛谈了，而且说：“用这种方法，睡眠会好得多。”毛似信不信地说：“说嘴郎中没好药，试试看吧。”
事实上用这个方法以后，确实使入睡好些了，睡的时间长些了。后来有的胶囊只装葡萄糖，与不同剂量的安眠药配合服用，起了很好的效果。他有几次笑笑的同我说：“你这个偷工减料的药葫芦里，卖的药倒还管事。”
但有时毛的失眠严重到我的方法也不起作用。事实上毛有两种失眠症，一种是生理时钟的混乱，另一种是俗称的神经衰弱性失眠。
神经衰弱（Neurasthenia）这病名在美国已不再被提起，在中国却非常普遍，毛和江青皆深为所苦。一般来说，神经衰弱是由心理抑郁所导致，但中国人一般认为自己有心理压力等于丧失颜面，因此症状多转为生理疾病。神经衰弱最普通的症状是失眠，其他症状则包括头痛、酸痛、头晕、恐惧感、高血压、沮丧、阳萎、皮肤疾病、肠功能失调、食欲减退和脾气暴躁。
后来，我逐渐把神经衰弱视为在共产党内无路可走的政治体系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疾病。我第一次处理的病例是在一九五二年。那时我大哥在“三反”运动中遭到批斗，发展出严重的神经衰弱，主要症状为高血压。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展开后，许多无辜的人被误打成右派，神经衰弱的病例大为激增。在国民党政府主政时，我未见过比例如此高的情况：那时不管政治局势变得多糟，总有法子可以逃离那个政权，但在共产党统治下，却是无处可逃。严重的精神病，比如精神分裂症和忧郁症，都可以在共产党体制中得到通容；但轻微的心理困扰被硬批成“思想问题”。中国人觉得看心理医生是很丢脸的事。在毛在世期间，国内也根本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治疗，而且医生只提供药物，不可能深入探讨疾病的根源。
我从来不以“神经衰弱”一词，来界定毛的焦虑抑郁。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毛会觉得我是在轻视他，我也会被撤职。他也从来不用这个词。毛久卧不起，忧郁终日时，他只简单说他心情不好，要我对症下药。毛的神经衰弱有多种症状——失眠、头晕、皮肤搔痒和阳萎，严重时他会有恐惧感，尤其在空旷的地方，他必须有人搀扶，否则会跌倒，在人多的场合也会发生。有一次他接见非洲的代表团，许多团员围着他，兴高采烈，用手指着主席做了很多姿势，我察觉毛开始摇晃，连忙跑去扶他。因此，在他外出、走路、接见客人时，一定有人在旁扶持。当然，在他情绪高涨，精神振奋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而经过多次检查，毛无论心、脑、内耳都没有实质的病变。
毛的神经衰弱与一般人原因不同。毛神经衰弱的最终根源，在于他对其他领导同志可能反抗的恐惧。共产党中没有几个毛真正信任的人。五十年代中叶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发生的问题不断增加。每在这种情况，毛就会长期失眠，在毛苦想应对战略和得到最后胜利的数周、数月中，睡眠变得非常混乱。我在初任他保健医生时，不清楚他正困在对农村合作社化的反弹险境中，而我帮他治疗的失眠症，是政治斗争的结果。
毛的目标是在迅速而全面化的完成中国的改革，他对一九五零年代初期实施的农村土地改革并不满意，土改后私有财产制仍到处可见。毛要的是社会主义，换言之，就是农村合作社化。中国太贫穷，农村机械化则过于耗日费时。
一九五三年农村合作社化运动开始在农村展开，由于步调过快，又倾向于建立难以管理的大型合作社，要求农民缴交农具和牲畜，使农民和许多领导干部反对声浪日高。中国某些地方在建立合作社后不久，便立即撤销。撤销工作由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下令执行。毛认为邓和一些党内官员主持下的农村工作部阻碍农村走向社会主义化的道路，从而取消了农村工作部。邓受到批评，从此一蹶不振。另一方面，至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戴河，为了农村合作化问题，毛与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更形紧张。在狂风巨浪中游泳，只不过是他表现出他决心无视于任何艰险，而勇往直前。
一九五五年秋到五六年冬，毛主持了一连串宣扬社会主义改革的会议。一九五五年的秋天，为了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批评共产党内有些领导人“右倾”，并号召加快农村社会主义化的改革脚步。在这期间，他常常严重失眠。
十月中旬的一天，已经有三天没有睡好，这天又是连续三十几个小时不能入睡，服过几次安眠药都不起作用。他到了游泳池游泳。待我接到电话通知，赶到游泳池时，他已经游完。这时天气还暖，正是中午，他躺在躺椅上晒太阳。
我看他面色红润，精神很兴奋，可是神态却显得疲惫了。他要我坐下，问我游不游泳。我告诉他，今天还没有吃饭，不游了。毛笑了说：“我不吃饭，没有睡觉，还游了一个小时。吃过三次安眠药也不顶事，你是不是拿的偷工减料的安眠药？”我笑起来说：“主席，今天可都是真的。”他说：“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睡觉。”
我告诉他，可以服一次水合氯醛（chloral hydrate）试试看。傅连璋告诉过我毛一贯不吃水药，所以我说明，这可是水药，而且味道很不好吃，苦、涩，还有点辣。他说：“我爱吃辣。这不相干，拿来试试。”
我坐车赶到弓弦胡同。那时傅连璋仍负责管理毛及其他领导人的药品，保健局药方经由香港公司由美国、英国和日本批药进来。为了安全起见，毛的药品都是用毛在一九四六年，在国民党围剿弃守延安时的假名——李德胜——来配药。
药剂师将瓶塞加上火漆密封印章，交给我。这时傅连璋知道了，跑过来，急切地说：“主席从来没有吃过水药，你怎么这样大胆，把这么难吃的水药给他吃？他发起脾气，怎么办？”我说：“傅部长，这些我事先都同他讲了。他让拿去给他试试。他在等着，我得赶快。有什么情况，我以后再向你报告。”我匆匆往外走，隐隐地听到傅在叨叨：“怎么这样莽撞，事先也不同我商量好了再办。”傅认为他是我的领导，应有权参与毛所有的保健问题。他以他与毛之间长久的关系自豪，自以为很了解毛主席，而毛也肯定会采纳他的建议。但现在常跟毛接触的人不是傅连璋。毛正开始对我信任有加。
赶到游泳池，饭刚做好。我讲：“最好先吃药再吃饭。”毛同意，说：“那好，听你的。”我给他倒了十五毫升在小杯子里，他一口气喝下去，然后说：“味道很不错。我不喝酒，这倒像酒。”接着他又说：“这个灵不灵，还难说。”
这时饭菜摆上来，看来药的作用已经开始发挥了，他正处在安眠药作用开始的欣快期，饭吃得很好。等到吃完饭时，他已经昏昏欲睡，来不及回菊香书屋了，就到室内游泳池的床上睡了。这一觉，从下午近二时起，直到半夜十二时多才醒，足足睡了十个多小时。
醒后，他十分高兴，半夜把我叫回去，跟我说我这炮可打响了。
我走进他的睡房，他正在闭目养神，他睁开眼睛，拿半截香烟装在烟嘴上点燃，说：“你给我吃的是什么药？怎么会这样好？”我扼要说明了这药的性质和作用，并且说：“这是安眠药中最早出现的，十九世纪已经由医生普遍应用在临床，所以对这个药的作用和副作用，了解得最清楚。这个药对人体安全。”
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早给我吃？”我说：“主席不爱吃水药，这药味道又不好，所以不到不得已时，没有拿出来。”
事实上安米妥纳的效果和水合氯醛差不多，但是他已经几天失眠，当天又是疲乏不堪，再加上服药前，用语言和行动，使他在精神上接受了有力的暗示治疗，因此才会如此见效。
我想毛清楚他的精神衰弱根源在生、心理两方面。他也相信精神慰藉的力量。小时有次他病重，他母亲带他到佛庙里去拜拜烧香，毛服下香灰后，就不药而愈。“我反对摧毁佛寺，”毛在全中国“破四旧”捣毁庙宇时跟我说：“乡里农民，小病挺挺就过去了。大病也不一定找医生，拜个菩萨，求点香灰回来吃。你不要小看香灰，给人的精神上的支持可大啊。”
他笑着说：“你倒是留了一手啊。你这个郎中还有点好药。你回去睡觉，我要开始办公了。”
从此以后，水合氯醛成了他必不可少的安眠药，与速可眠钠同时用。到六十年代以后，毛上了瘾，不只吃饭前服安眠药，就是会客、开会、晚会跳舞，甚至性生活前都要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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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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