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司马璐
第二章革命暴风雨的开始
陈先生，不，从现在起，我要称他为“陈同志”了。他介绍给我两个同志，一个叫吕金，另一个叫杨瑞华，据说他们都是比我较早的老同志，要我应该多向他们学习。我们三个人就编为一个小组。
他也不再提起我读书的事了，章也没有提过。陈同志却有一天对我说：“团里就要决定你的工作了。”
“工作？什么？”我接上去说：“你不是说过解决我的读书问题吗？”
“啊，读书？一个同志，工作或者读书不都是一样子”他含混的说得满不在乎的样子。
结果，我却终于获得一个“读书”的机会，在党的意思，读书，这就是党派给你的一个“工作岗位”。或者，不如说是这不过给你挂一个名义罢了。陈同志有次就这么说：“学校算什么，那些都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真正的知识，是必须从斗争中去学习的。”
但是，由于我的知识欲，和我过去学校教育受得太少的自卑感，能够有机会进学校，对于我总是一个莫大的诱惑。
其实，那时派我去读书的一间学校，是一个野鸡到极点的“学店”，学校的名称是“私立上海图书馆专科学校”，校址在上海小北门薛家弄。没有经过考试，我就踏进了校门。
开始一两个月，我在学校的成绩优越，受到党的鄙视，陈同志讥讽我说：“你快成一个蛀书虫了。”然后他指示我应该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研究“革命理论”，他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沈志远译的《政治经济学讲话》，布哈林的《史的唯物论》你都应该仔细阅读。另外，你应该留心同学中阅读《大众生活》和《读书生活》等进步刊物的份子……。”
但是，不久之后，他突然紧张的来通知我，布哈林的书不能读了，问他什么原因，他仅听说“布哈林是右派”，其余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有一天，我一出校门就碰见杨瑞华同志。
“到哪儿去，我正要找你。”他劈头就说。
“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吕金被捕了，陈同志要你赶快离开这儿。”
“好，我回去搬我的行李。”
“行李不必要了，收收书籍和信件，立刻眼我走。”
一个学期没有终了，我的学校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这时，“共产主义青年团”已经随着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改编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由北大学生李昌领导，主要在华北一带活动。在苏区的青年团，则改为“青年救国会”，由冯文彬领导。全国性的青年运动，依然由过去“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总书记任弼时指挥。以后，我们参加到“上海各界人民救国联合会”中去。当时我的任务是由组织派到“职救”（上海职业界救国联合会），和一个叫何惧的同志在一起工作。何惧是一个生得又高大又漂亮的小伙子，年纪比我大七八岁，整天爱谈女人，上海的么二、长三堂子，他头头是道、了如指掌，可以如数家珍一样的背出来；我们除了为“职救”保管一些主要文件外，空余的时间很多，我就随他东西乱窜，追逐女人，胡调一阵。他颇有神通，常常到处去抓一笔钱来。我有次讥笑他说：“像你这样真是最幸福不过的了，读左倾书籍，干革命职业，过右倾生活，既进步，又浪漫，又舒服。”他听了也哈哈大笑。
时局一天天紧张，中国人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情绪一天天高涨，正当这个时候，华北又发生一连串的事件，六月间签订了“何梅协定”，十一月间相继出现了“冀东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青年学生在爱国的热情下，爆发了“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旬日之间，像野火燎原似的，震动全国，这个爱国运动完全是学生自发的，纯洁可敬的，共产党人后来混在学生队伍里利用学生的反日情绪，逐步转变成一个反政府的运动。党不断向学生宣传，政府是一个卖国的亲日派的政府，把学生的情绪从仇恨日本人转变成仇恨政府。党的指示要把学生的爱国运动“提高一步”，听谓“提高一步”就是变质，他们开始以“抗日”的外衣，伪装同情学生，后来再制造一些“事件”，把学生逼得和他们走在一道。这时他们把学生的组织也逐渐军事化，秘密设立了总指挥部和组织了纠察队，用特务学生来监视和强制别的同学的行动。
北平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我们顿时忙碌起来，我被组织上派充临时的“交通”，和几个复旦的同学取得联系，但是严禁我参加学生的任何公开活动。一般的学生一听到“抗日救国”和游行罢课都很起劲，事实上幕后玩的什么把戏，他们完全被蒙在鼓里。只有政府当局看到我们那种游行示威计划的周密，指挥的灵活，沿途的交通网，游击式的分散和集合，心里是有几分数的。
党认为利用学生运动可以制造一个革命高潮，我们不仅利用学生爱国运动，甚至在一个学校中发生一点芝麻大的小事——如学生对某个教职员不满，某个学生受到学校当局的处分，伙食有时不洁等等问题，转瞬之间都会被利用，竭力把它扩大成一个政治事件。
正当全国的学生爱国运动汹涌澎湃，红军的主力，到达了荒凉贫瘠的陕北。这时，国民党军队正步步进逼，包围圈愈缩愈小，在千钧一发之际，天外又飞来一颗救星，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共的策动下，发动了“西安事变”，全国的骚动又开始了。
共产党徒们，一切左倾份子们，都陷入歇斯得里亚的兴奋与疯狂。
“蒋介石被扣了，政府就要崩溃了，革命的全面胜利就要到来了。”他们都这样异口同声的说。
他们这时已经一个个以主宰者的姿态出现，如果这时谁对“西安事变”作一点比较冷静客观的分析，一定会立刻被目为“反动派”。
我的上级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的住址，我们的见面都是约好我在一个电车站或者桥头或者公园等待他，有时他临时闯到我的住处来找我。
“奇怪，奇怪，已经到手的一块肉了，怎么不宰了他，蒋介石又放了。”上级这天很颓丧的告诉我说。他觉得他个人的自尊心也颇受伤害，因为他对于政治的判断，一向是自认为根据党的路线的，这次居然落空了。起初他向我们自我解嘲，说这是张、杨的不可靠。几天以后，我们又为此特地举行了小组会，他又奉命向我解释：释放蒋介石是党坚决主张的，党一向反对这种劫持和军事叛变，这种军事叛变是机会主义，现在，“蒋介石已经向我们投降了。”
他是一个善辩的演说家，聪明的煽动者，他把自己过去的错误估计与党的政策作了自圆其说的解释，委婉动听，满座的怀疑者都哑口无言，鸦雀无声，我不知他们是否听懂了？还是认为，听取过上级的报告以后，我们的义务就算完了。
不过，我的上级对于党的政策把握不定，这里我也要为他提出解释的是，在当时党的中央一方面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一方面给我们的指示是：“不但丝毫不能减轻对国民党统治的进攻，而且正相反，必须加倍努力，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国民党的统治”。党的中央又说，在国民党区域的一切扰乱，如罢工、罢课、暴动，任何破坏国民党政权的行动，“都是属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大意如此）这样，一个执行政策的干部，如何不感到迷惑，和发生张惶失措步调紊乱的现象？
深冬了，马路上穿梭一样的人群，有些人提着年货，拥挤在火车站，或码头上，准备回家过年去。也有些人面带愁容，紧张的在奔波。我这个流浪者和亡命者，这天晚上，也静静的站在黄浦滩头，少顷又徘徊在十字街口来回闲荡，想起我失去的爸妈，想起听说已经出了嫁的姐姐，我的温情主义发作了，我偷偷的流了几滴眼泪，又赶快把它收敛了。
家，对于我没有一点造化。我现在是属于革命，属于党的儿女。党，不就是我们的大家庭吗？归来时，我一路这样想，安慰我自己。
农历大除夕的前一天，上级又召我去谈话。
“你在上海熟面孔太多了，组织上决定派你到镇江去，这是你的旅费和介绍信，这封介绍信是解决你的职业的；组织关系，你到后自会有别的同志来找你。”
原来那是一间镇江的新办的“私立江苏流通图书馆”，我不能不佩服我的上级有办法，一个异地新办的图书馆他立刻就知道了，想到我是学过几天图书馆学的，也居然找到线索和介绍信，而且说是我一到马上就可以上任。以后我就藉着这个图书馆的身份，在镇江展开工作了。
其实，那时我的组织关系也是十分模糊的，我本来是团员，但团已停止活动了，说是改为“民族解放先锋队”，但我做的是救国会的工作，直接领导我的却又是党的干部。我到镇江的第三天，组织上派的姚锋同志来找我，他给我交代了两位同志联系，当天就回了上海。
镇江的两个新同志，一个叫李天民，是江苏省政府的一个小公务员，后来和我接触的机会较少。另一个叫汤小南，是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的一个教员。他是一个冒险主义者，同时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也常爱如此责备别人。他常常带许多不相识的青年借我的图书馆开会，我稍加阻止，他就骂我是胆小的机会主义者。后来终于闯出乱子，被捕后立刻献出名单，被牵连者一共有十七人之多，我也在这次事件中被捕。我听说那个姓汤的在狱中大发神经，爹呀娘呀乱叫一通，把一切责任完全推在别人身上。我极度憎恶和鄙视他。岂知一年后，我们又在延安碰面，他早已先我而到，态度傲慢，而且怀疑这个，密告那个，我看了简直啼笑皆非。
镇江的私立江苏流通图书馆，是由当时的江苏省主席陈果夫积极支持的，所以当“政治警察队”逮捕我的时候，他们是不愿声张的。这一天，一个便衣警探持来一张汤小南的字条，约我到他家里谈谈，我当时还不知道汤已被捕，随来人走出门后，另一个守在门外的警探就恶狠狠的紧贴在我身边，他们一左一右，就把我挟持到队部去。
“政治警察队”是一座中国式的庭院房子改造的，所占面积不大，进门的右侧就是一个小办公室，我在这里受到初步的审讯，然后被安置在一个临时拘留所中，我们这一间里面大约有二十七八个未决犯人，新犯人进门以后，照例被划出一块勉强可睡下的地方，但是夜间依然纠纷迭起，有时甲的腿侵到乙的地方，或者乙起身小便，不慎又踏在丙的身上；臭虫白天都大摇大摆的在我们面前爬过，午夜的时候，假使自己不能入眠，一手按下去总要有几十条小生命死亡在手掌心上，如果再把手提在鼻子上嗅一嗅，愈臭自己愈觉满意。没有带行李来的犯人，就钻在稻草堆里，或者把穿去的衣服紧紧裹住，不多几日，我们的衣服也全都变成灰黑色了。每天有两餐饭，每人配到一小碟青菜，逢星期日加两小片猪肉，送饭进来的时候，一并提来一桶开水，有些人在自己饮过后，就把碗浸在里面洗一洗，后来的就只好吃他们的洗碗水了。这种生活我们当时以为很苦，并且还要对统治者的苛待囚徒，表示愤恨；但是比起后来住过的中共监狱，已经是天堂了。
我们在组织中间，平时早受过“应付被捕”的指示，也看过这样的小册子。比如关于供词一项，组织上就告诉我们，作供的时候，在关键的问题上绝对矢口否认，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则不妨装作坦白。凡是必须要牵涉到的人，根本说不认识他，在无法否认的时候，就尽量对这个人加以诽谤和攻击，说你完全看不起他。自然你就可以答复对这个人的情形不清楚了，或者，别人牵涉到你，你也可以否认了。
我前后一共被审讯过七次，他们拿出各种刑具恐吓我，那个审讯者是个高大的北方人，他生得满脸又粗又大的麻子，在屋内团团转，急得筋骨都快爆出来。
“妈的——”连珠炮似的巴掌打在我的面颊上，我用两手保护我的头部，继而他又把我推倒在地上，重重的踢了我两脚，我的伤疤直到一个月后才好。
我在狱中，时时感到我是光荣的，一个革命者能进一次监狱，不是很光荣吗？啊，我不是从此又多一次革命的光荣纪录吗？我想起那些听说过的革命家的故事，我愉快地微笑了，甚至对这肮脏的环境也并不讨厌，捉臭虫则当作一件乐事，十分有趣。我坚强地，忘记了什么叫害怕，党不是常常教育我“监狱是革命的学校，这是一种革命的考验”吗？
不过，当时我也有一种迷惑，“西安事变”后，不是说已经“国共合作”吗？不是说过蒋介石已经向我们“投降”吗？怎么我们还遭到逮捕呢？
半个月后，我被移到另一间狱室，比过去的“临时拘留所”整洁得多，每人还有一个床位，另外有满架的书如“唯生论”之类随我们自由阅读，这一优待后来知道是由于“政治警察队”经过多次审讯后，得不到供词。我们那个图书馆的馆长陈复生，这时就出面说情了，说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思想左烦的青年，“幼稚得很，看来不会是共产党”。这也就是他们最后对我的结论。
我在狱中又奉命写了一篇自传，接着他们又写了十六个思想问题，要我提出书面答复，把我的答复收了又改，然后再叫我抄上去，看来他们是存心放我了。
“政府为了表示宽大，已经决定对你们不再追究，你们这些受共产党欺骗的青年，你们怎能怪政府不抗日，政府天天在埋头准备呀，以后你好好地，在政府的领导下……。”那个年轻的政治人员，对我作了一次最后的训导，然后他告诉我说：“现在，你可以取保释放了。”
同监的其它难友，都对我表示羡慕，人家都在为我高兴，也有人以怀疑的眼色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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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出“政治警察队”，觉得阳光那么可爱，空气那么新鲜，两只脚像登云驾雾似的轻松，飘飘然走到大街上，一看红红绿绿的标语，才知道这天正是中国的“禁烟节”——六月三日，我一共在狱里住了一个月零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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