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司马璐
“上海这个地方太坏，你这个乡下孩子，少去些不正经的地方。”章太太听我说“没有什么”，她似乎又另有解释了。我满面通红，把头低垂下去。
司马璐先生一生著述甚丰，1952年他在香港出版了一部《斗争十八年》，写了自己从投奔共产党到醒悟，到选择自由的曲折历程，轰动一时。五十年后，余英时教授在写给司马璐的诗里还提到“曾读斗争十八年，香江反共万人传。”
司马璐曾揭露江泽民的养父江上青是“叛徒”并非“烈士”。司马璐在1992年接受访谈时指出，江泽民的“烈士养父”江上青是“叛徒”，并非是“烈士”；司马璐称江上青三次被抓、三次被放，但是没有向中共交代被抓后发生的事情。司马璐说：“现在中共说江上青是烈士，当时我记得组织上告诉我他是叛徒，在替国民党搞情报，叫我不要跟他接触。”
司马璐先生于今年3月28日（周日）在纽约市法拉盛的安老院辞世，享年103岁。
《斗争十八年》
司马璐
初版自序
从一九三五年我参加中共的工作开始、到现在为止，我整整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斗争了十八年!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在斗争中成长；也在斗争中继续摸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中国是不幸的，我们这一代的中国青年尤其不幸，我们都还在应该受基本教育的年龄，都还刚踏进这个社会，我们就被卷入了政治的暴风雨中。我们热情奔放，动机纯良，以一颗悲天悯人的心，寻求改革中国的图案。但是，在一个病得十分沉重的中国社会中，青年在思想上没有正常的出路。于是，一阵风暴，就把我带进了中国共产党。
这书中所写的，是我个人所遭遇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一整个时代的悲剧，我们这一代多数青年的悲剧。
这是一篇有血有泪的报告，我控诉，在全世界有良知的人们前面。历史的殷鉴不远，悲剧是不容再演的。
在共产党人的逻辑上说，整个历史是一篇大谎话。仅仅为了某一个时期的政治目的，他们才搬出一套钦定的伪造的历史。他们把窜改历史，看作是儿戏，毫不引为羞耻。
一部党的钦定的历史，也要常常经过一变再变——适合一定时期的情况和领袖的需要。奉命写党史的人，都要随时准备以身殉党。何况我这种对党的罪行赤裸裸的暴露，他们自然可以推得一干二净，一句都不认账。他们以为如此就可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但是，比较老一辈的中共党员，或者当日和我共过患难的一批同志，假如他们还侥幸活着，天良并未完全泯灭的话，他们是应该为我这本书中所控诉的一切挺身作证的。
在本书中，我反复的说，我绝不为这个不合理的旧社会辩护。但是，我要公道的说一句，一个人当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往往并不觉得自由的可贵，等到连这一点自由也丧失以后，才发现到自由的价值。
大陆变色以前，许多读书人整天争争吵吵，我看不起你，你看不起我，互争高下。等到共产党人把他们一个个收拾，排成老大、老二、老三……，居然大家也只好服服贴贴。我不能说这是“自由”的错误，而是说，我们任意糟塌自由，不善于运用自由，就无意间做了共产党人的帮凶了。
没有自由，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自由和进步是分不开的，我深深地如此相信。
共产党人要绑我们的手足，就要毁灭我们的自由生活，我们要卫护我们的自由，不要糟塌我们的自由，我们要争取扩大和提高我们的自由。
一九五二年七月七日司马璐序于香港
第一章我是贫苦人家的孩子
我出生在一九一九年，这一年，正是五四运动。中国掀起了伟大的爱国运动，文化运动与青年运动，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提出“科学”与“民主”，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辛亥革命推倒了满清帝制，可是代之而起的是军阀的统治；这些军阀为了剪灭异己，巩固自己的势力，不惜卖国媚外，换取帝国主义的借款；巴黎和会中，中国虽以战胜国的地位，段祺瑞的媚外政府却同意以山东的全部利益转让给日本帝国主义，全国民气义愤填膺，在北平知识份子的指导下，如火如荼的运动，就像火山一样的爆发。
当时在广州的护法政府是一个革命性的政府，全国人民也对他们怀着热烈的希望。可惜他们并没有很好的领导这个运动，和这股巨大的革命洪流结合起来，而不久之后，许多留日参加五四运动的国民党人大都热心“从仕”去了。可是这时候，正当俄国革命的初期，列宁正密切注视中国革命的发展，对于中国内部的动乱一点一滴都在加以利用。在打倒了“孔家店”以后，中国旧文化的基础动摇了，“德先生”和“赛先生”都没有能够及时接应得上，而共产主义的毒菌，却在这时侵入了这个悸弱的病体，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他们以革命的外衣，盗取了五四运动的光辉，我们这一代青年的悲剧就这样开始了。
我出生的地点是江苏苏北泰州的一个大镇——海安。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门前的一条河流和屋后的一座小丘。丘名凤山。穷苦人家的孩子，没有庭院好玩，也进不起学校，爬山和嬉水就成为我们日常的功课了。
这条河，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运盐河，两岸是苏北鱼米之乡，出产丰富。但是农民却终年过着悲惨的生活，灾难频仍。每当收获的季节过后，农民们首先要把他们的谷物偿付高利贷，壮年男女就丢下家，到上海去帮工打杂。我们眼看着粮食和牲畜一船一船的从这条河流运出我们的家乡，而换来的却是哀鸿遍野、饿殍载道。这些，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最深刻的烙印。
相传运盐河的两岸，从前都是盐场，我们的家虽然距离海边只有六十华里，但是我们却一直也没有机会到那一带的海边去观光过，有些农民是靠海岸生活的，他们用手车把海鱼和“私盐”运出来，换点布和日用品回去，碰到税警，就被抓去吊打。在我们的家乡，驻扎的税警之多，足以和他的富庶成正比例。而这些税警，他们平日任性纵欲，为非作歹，横行霸道，简直形同匪盗，孩子们都远远的避开他们。
我们小时候最爱听的是张士诚的故事，元朝末年，他本来是我们家乡的一个“私盐贩子”，愤于虐政，率众起义，他起义的地点就是我们屋后的那座小丘，丘上有忠义堂，为当年张士诚所建。多数的史家都把张士诚写成流寇或“盐匪”，然而在我们这些孩子中间，他的英雄事迹极受我们景仰。每听到生动之处，我们一个个都眉飞色舞，欢欣雀跃。
我们的家，虽然倚山傍水，可是说不上什么景色，倒是流传在民间的传奇故事和我们整天耳濡日染的一切，直接启发了我们“替天行道”的侠义意识。
我们三五个一堆，结盟为兄弟，时而在小丘上演习追逐，时而密议入山探访异人得道，至少每个人都不甘株守，想出去创造。在我们小小年纪，我们的家乡已开始动荡了。
我的父亲是一个诚实的农民，母亲，姐姐一共四个人，我们租来十二亩田地，每年要交二十担租，遇到东主有事，还要再去义务帮工；过年过节，我们总要送点鹅鸭去孝敬。父亲母亲都很勤劳，一有空闲，总去兼做点小买卖补贴家用。我们住的茅屋，几乎是由父亲一手修建的。父亲在我们家乡中，是一个最安份守己的中年人，他从未想到上海“淘金”去，遇事总是让人三分，自己吃亏，回到家里，逢饭吃饭，逢粥吃粥，绝不埋怨自己的命运，我们几乎常笑他连叹口气的勇气都没有。
一九二七年，那时我九岁了，孙传芳兵败北退，饱掠苏北，接着齐燮元、白宝山部均一路打劫而来，整个苏北被蹂躏不堪，人民呼号无门。
一天，妈妈一路号哭着回来，我和姐姐急着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始终不肯告诉我们，这一天晚上，父亲没有回家，我们才知道他给兵拉差去了。幸好过了两个多月，他又溜回来，腿上有一块伤，并不是伤于枪弹，而是吃的枪柄。
父亲回家以后，比从前更沉默了，更不爱说话了，甚至对孩子们的笑容也没有了，起初妈妈总以为他在军队里受了委屈和刺激，也不去过问他。谁知在后来中共黄桥暴动失败以后，苏北到处成立保卫团，厉行清乡，父亲以一次“通匪”的罪名被逮捕，未经审判就执行枪决了。这项消息立刻震惊四乡，所有认识我父亲的人，无不称赞他是一个老实人，一个无用的好人。都说：“冤枉了，冤枉了!”
以后我们一家三口，就全靠母亲为人织补衣服糊口，母亲个性倔强，富有生命力，父亲遭难后她极悲伤，但并不气绥，虽然这时我已可能帮母亲做些事，但她坚要我读书去，她以最严厉的态度管束我，她一早即起身操作，同时叫醒我，她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女人，感于父亲苦了一辈，最后又死得不明不白，对我的希望非常殷切。她常常偷偷的流泪，但一见到我丢开功课，又声色俱厉起来。
我就这样算是受了三年的学校教育。
但是，最大的不幸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十三岁那年，母亲逝世了!
她死得很突然，连交代我和姐姐几句话都没有来得及，在死前半小时她还谈笑自若，勤劳的操作，一倒下就不省人事死去了。
丧事由叔叔草草料理了事，我和姐姐也住到叔叔家里，叔叔的家境本来也和我们差不多，增加了我们，负担顿感吃力，我的学业当然停止了。我仅住了两个多月，也感到住不下去，决定自己独自出外谋生。
从此，我开始了流浪生涯。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没有了爸妈，离开了叔叔，走向哪里去呢?
起先，我走到一个比较富有的舅舅家里去，舅母把我看作小叫化子，拿了一点剩饭剩菜给我，我一气走出门来，临走她还叮嘱我：“以后别来了。看你这倒霉的样子，不要把晦气带到我们家里。”
我于是又找到一位过去的老师，在那里住了三天，他为我洒了一把同情之泪，写了一封信介绍我到一家如皋的杂货店去当学徒，每月的月薪只有一吊钱，约合当时的银洋二毛半，而每天的工作此一个杂役还要苦，扫地、抹桌子，烧饭、洗碗之外，甚至还要我洗老板娘孩子的尿布。店里夜间打牌，我要侍候在侧，倒茶拿烟，等到他们倦了，天已黎明，他们一个个睡觉去，而我又得提着沉重的身子继续第二天的呆板工作。如果稍有一点倦态，鸡毛帚立刻迎头打将过来。有一次我洗碗不慎打破一只饭碗，老板娘把我鞭打得皮开肉裂，最后还罚我在烈炎下跪了两个钟点。
到了第十八天，我提着我的小包裹，那是我仅有的全部行李，又去见了我的老师，他惊讶的望着我：“怎么，你——”
“我不干了。”我把背包往他身边一摔，似乎在对他生气。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还没有忘记在大人面前“撒娇”呢，好像在当时我敢于“撒娇”的对象只有他。
“这没有办法呀，吃人家的饭，就得受些乌气……。”我呆呆的站着，老师苦口婆心的对我说。
他又介绍我转入另一家布店，还照样是学徒。
我一进门，见到那个肥胖的老板娘，就想起鹅毛帚、鞭子、棍子……。虽然当老师送我进来的时候，她满脸堆着狞笑。布店里多的是木条尺，我怀疑简直好像都是为我而设的。
老师常有信来，教导我“立身之道”，不外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有时他抄些“孟子”上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之类寄给我，要我常常背诵。至少他的热情，相当感动了我，虽然这家布店的日子并不比那杂货店好挨，但是我终于忍耐过了三个多月。这期间令我最气愤的一件事是：我离开那家杂货店以后，他们问我的老师讨了了八天的饭钱，他们竟说这是“规矩”!
我不愿再连累我那位好心肠的老师，决定怎样受苦也在这布店做下去。
但是，不幸的遭遇又来了。
作者： 司马璐
“上海这个地方太坏，你这个乡下孩子，少去些不正经的地方。”章太太听我说“没有什么”，她似乎又另有解释了。我满面通红，把头低垂下去。
这天夜深，老板气冲冲的走来，他一见我遮着布正躲在桌下读书，大骂不休，把我的书抢去撕得粉碎，我辩说，我虽然夜间读书，白天还照常做事。我用布遮在桌下，也没有打扰别人的睡眠。再，我点的腊烛，也是我自己花钱买来的呀!
他一听之下，更加恼怒，骂我：“小杂种，贱骨头，你也配读书?给我滚出去。’
说滚就滚，我毫不犹豫，提了背包就走。
从此，我再没有勇气去看我的老师了。
路边，屋檐下都暂时成了我的住所，被这里赶出，就换到别处去。夜间冷了，就紧紧的缩做一团。有时霍地惊醒，原来是一只野狗从我身上跃过，我拾起一块石子打过去，骂声：“他妈的，你奉谁家主子的指使，也来欺负我。”霜露掠过我的脸上，我抹一抹就算洗过脸了。太阳从地面上升，我就捧起书本子，路人都望着我哂笑而过。当我实在饿得有些发昏，宁懒洋洋挺起身子去讨些钱买点食物。但是，奇怪的是，我这个小叫化子不仅向人家讨钱，而且要讨旧书旧报纸。有一天，我正走近一家门前，屋内传出声音：“哈哈，这个小疯子又来了。”
时光易逝，我已经十五岁了。
一九三一年至三三年之间，政府一面安内，一面攘外，正当国民党对中共进行第三次围剿，苏区的袋形阵线步步紧缩之际，不料天外飞来一颗救星，这就是日本侵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国军为应付东北危局，主力撤退，共军乘机推进，又恢复原来的形势。不久“一二八事变”发生，又给中共一个绝好的发展机会。中共公开号召“推翻国民政府”。“九一八”后的第四十二天（十一月一日），中共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二八”淞沪之战期间，中共又乘机占领了赣州、南雄、漳州等地。在日本人和中共的行动如此密切的配合下，举国为之震动。然而同时也因为外敌入侵，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高涨，帮助了国民政府巩固了他的政权。青年们都放下了书本不肯安心读书，纷纷请缨杀敌，或者下乡宣传，“抵制日货”之声响彻全国。
就在这个时期，我也大胆去找到一个“泰州县立中学”宣传队的负责人，我说：“我愿意给你们当勤务兵，一路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去。”
“你弄错了，我们这里是学生宣传队，不是军队；不要勤务兵，也不打算到前线去。”
“但是，只要你们肯收留我，我帮你们做一切杂务，随你们到任何地方去都可以。”
“好吧。”他迟疑片刻，终于答应我了。
但是，一个多月过后，这个宣传队一回到泰州就宣布解散了。我便由他们介绍到当地的一个“泰报”馆去做练习生。
“练习生”的名义此“学徒”好听些，工作却还是做些打杂的事，报馆的老板是地方上的一个劣绅和讼棍，态度也十分粗野，不过其它的上司总算“文明”得多了。
编辑中有一位丁丰川，还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据说刚从学校出来不久，是报馆老板姨太太的表弟，平日和同事相处得不好，因为他有点藉势凌人的作风。他常常几天不修边幅，有时又爱打扮得十分漂亮。他上班总是迟到早退，对于职业似乎很不耐烦，一有可以出风头的事，他总是最起劲。但是一经风浪，他又没有兴趣了。他常常口出狂言，但实际上连起码的常识都不够，遇到别人反诘，他就面现怒容，大骂山门。或者鄙视的看他们一眼，他自认是这报馆中唯一的“前进份子”。
在我偷偷读书的时候，常常发现有个神秘的影子在我身背后出现，抬头一看，啊，正是他，丁丰川。有一次，他把我的书全部翻了一阵，面现不悦之色，一面念着那些书的名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这些鬼书，读来屁用。”
我一听这话，似乎也以为有点道理，第二天换来两本“写信必读”和“秋水轩尺牍”，他见了又摇摇头，我自己翻一翻，也觉得没有多少趣味。
过了几天，他拿来几本邹韬奋（以后成为著名左倾人物，现已死去。）主编的“生活周刊”，放下没有多说什么就去了。
当时的“生活周刊”内容，谈政治的部分并不多，其中最能吸引我的是那些讨论青年的切身问题的文章，我咀嚼之下，倒觉得津津有味，他有时为职业青年说几句话，也正是我内心的苦闷，读来颇够刺激。“邹韬奋”这名字，渐渐戍了我崇拜的对象，他在我心目中，已逐渐代替了过去“张士诚”的影子。
我写了一段小文章寄给“生活周刊”，他们也给我刊登，我高兴得跳起来，赶快飞奔到丁丰川的家里，告诉他这个喜讯，他拍拍我的肩膊，得意的对我说：“你进步了。”
从此，我们开始做了明友，他每天总要找我谈谈，我也开始仗起他的势来，对于工作，爱做就做，随我高兴。我的新名词也渐渐学多了，有时也对丁丰川批评这个，议论那个，他听了格外高兴，觉得我的“觉悟”提高了，“反抗的意识”增加了。
这天，丁丰川的神秘影子又突然在我背后出现。
现在他已经公然干涉我的读书自由了。他一看我新买来的书中有“曾国藩家书”和“梁启超全集”，不由分说，大骂了我一顿，说：“这些书都是有毒的。”
以后，他常常检查我的书籍，我每买一本书，也战战兢兢，先征求他的意见，可不可以读，有毒没有毒，他如果把这本书说得一文不值，我就呆若木鸡，好像自己犯了什么大错似的，期待他的饶恕。我在精神上已完全成为他的俘虏，他说这说那，我不仅随声附和，并且一本正经的模仿他的调调儿，也用来对付别的“落后份子”，我自命懂得要比他们多。丁丰川对我趾高气昂，我就找别人摆摆威风。
然而，我的“威风”摆出不久，报馆中的同事，他们对丁丰川没有办法，却向我开刀了。他们向老板告我一状，说我既不好好做事，又要存心造反，老板在盛怒之下，将我开革，那个丁丰川并没有为我说半句话，他对老板又是一套，在老板面前，他一步一趋，完全是一个忠心于统治者的走狗。
这是一九三五年的事了，那时我十七岁。
离开报馆以后，丁丰川告诉我，他有一个“有钱的朋友”愿意帮助我读书，他介绍我去见见他。
他的这个“朋友”名字叫徐志安，当时以美孚洋行的买办身份在苏北一带活动，实际上是中共组织在苏北的负责人之一，“解放”以后，出任为中国石油公司的经理。
我一听说有人帮我读书，有些兴奋过度，通宵未眠。次日到了徐志安的住处，他早已很熟悉我了，他简单的问了我几句生活上不相干的话以后，就递给我一件预备好的介绍信，要我立刻就动身到上海去。
信是没有封口的，一出门我就打开看了，内容很简单，好像是：“风沙兄：兹有青年朋友XXX君拟来沪谋事，请荐与丁经理一谈，至感。”
下面的签名我也看得不十分清楚，这信中对于读书一事，只字未提。我很失望，我以为又要荐我去当学徒，很犹豫，但后来一想，既然人家答应帮助我读书，当然总不会错的，别的就不必管得太多了，反正徐先生已送我五块钱作旅费，去上海玩玩也无妨。
上海的地址是静安寺路一六六四弄，门牌号码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找的是一位章先生，他的名字我没有问过，大概也许就是“章风沙”吧。
章把我的介组信接阅后，随口就说了一声：“你就是XXX，我知道了。”他着女佣搬下我的行李，要我暂时安身在他的家里。他住的是一层房子，一夫一妻和两个孩子，用了两个女佣，他整天不大外出，太太早出晚归，后来一个女佣告诉我：“太太在杨树浦一个工厂做事。”
章家里每个来往的客人都要把我打量一番，然后他们避在一边叽叽咕咕又不知说些什么了。
章也始终没有和我提及读书的事，问起他，他只支支吾吾，没有给我一个确切的答复。
直到第四天，我接到一个电话。
“你是×××吗?”
“是的。”
“我是徐志安先生的朋友，他要我约你谈谈关于你读书的事情，请你立刻到海格路一七五弄四号二楼来，我姓陈，你找陈先生就行了。”
这个怪电话使我又是一阵迷惑，我赶去问章，他说并不知情。我说：“我需要不需要去看他?”他毫不迟疑的回答我：“你当然应该去。”
陈先生是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他一见到我，很热情的和我握过手后，就把我带到一个小亭子间里，这好像是他的卧室又兼书房。
他逐点问起我的家世、出身、经历，然后对我说：“你的读书问题我负责替你解决，你回去写篇自传明天上午送来。”
我又征得章的同意，把“自传”写好如期送去，陈先生又和我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以后，我们每隔四五天见一次面，前后总有七八次。他在谈话中，渐渐称起我“X同志”来，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很荣耀的称呼，同时，他的身份我也逐渐明白。我又喜又惧，以后我们的约会，我也再不和章提及，他也并不问我。
我在陈先生那里第一次读到中共正式的油印的党的文件——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在“长征”途中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和其它几种极端秘密的小册子，我看过后，他立刻就收回去了。同时他向我说：“我们党的长征，完全是为了‘北上抗日’。”这句话倒是深深的打动了我的心。
经过这些反复的谈话和阅读这些小册子后，他终于给我看了一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章”，要我正式入团，他并为我说明：“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团是党的学校和后备军。你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子弟，应该成为一个优秀的布尔雪维克。”
我的神情极度紧张，已经把来上海读书的事完全忘记得一干二净，我起初说：“我对于革命理论还懂得太少呢。”他说：“这没有关系，我们只要你服从革命的领导和纪律。”于是我再没有经过多少考虑，就把一份表格填好递给他。
回到章的家里，我有几天心神不定，思潮起伏，混杂撩乱。一方面骄傲的觉得，我从此是个“革命者”了；另一方面又下意识的想到，如果万一……，我不是要被抓去杀头吗?陈先生曾叮嘱过，要提高警惕，戒备我周围的敌探、特务、叛徒、一切反动份子……，啊，章是不是?不，他不会，他一定是我们的“同志。”……
“X先生，这几天你怎么的，饭也吃不下，整天尽是坐立不安。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章太太终于忍不住对我说。
我急了，连忙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上海这个地方太坏，你这个乡下孩子，少去些不正经的地方。”章太太听我说“没有什么”，她似乎又另有解释了。
我满面通红，把头低垂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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