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司马璐
第三章上海蚁社与地下党
我回到图书馆，馆长对我很不满意，我正担忧自己又要失业了。就在这天下午，我收到一封专人送来的信，信的内容是这样：“请即至西门外火车站一谈，我手上持有“京戏大全”一部。”
下面的具名是“黄景荷”，这个名字是我过去在上海工作时一个女友的名字，我奇怪了，她找我干吗?她又怎么知道我今天出狱了呢?我立刻毫不迟疑的赶到火车站去，遍寻女客中并无黄景荷，然后我在一位男客当中，果然发现有人手持“京戏大全”的，他似乎也在注视我，我们两对眼睛不期然相互对视，然后我慢步走近他，他也轻叫了我一声：“X先生”，我们开始交谈，原来他和黄景荷也并不相识，我将要释放的消息，上海方面在早几天就知道了，党派他如此这般的来接我立刻到上海去，我又来不及回去取行李，临时在车站写了一封短信给图书馆陈馆长，说我出狱以后，因心情不好，暂时回家休息去了，其实，我那里有什么家可回呢!
那位接我的同志他自称姓郭，在车上尽是打盹，我的腿无意间碰了他一下，他霍然惊醒，睁开眼对我翻翻又把眼睛合上了。
到上海以后，我随他下了车，我们从车站一直走到北四川路永安里十六号，他先招呼我在门外等等，然后又招呼我走上楼去，一看正是我过去的上级；郭好像并不知道我们原已相识，他为我介绍这是“刘同志’，我却迳称他为“孙先生”，因为这是我过去一直对他的称呼（以前他又对我说，他的原名是凌永青）。以后我知道，他的确已经改姓刘了。当时用的名字是“刘鹏飞”，到底他的真名字是什么，我直到现在也不知道。此人后来听说在抗战初期被派充“新四军”第四支队某团政委，“新四军”第四支队不久以违抗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和“宗派主义”、“军阀主义”的罪名，被项英派罗炳辉缴械，他也死于乱枪之中。
奇怪的是，我在狱中的一切表现乃至供词，“刘同志”知道得那么详细，他说我能够机动的应付环境和狱中所表现的坚定，经过这次考验和锻炼，我可以够做一个真正的布尔雪维克了。然后他又要我再写自传，再填表格，对我说：“现在，你可以入党了。”
半月以后，他通知我，小组会和支部的审查，我已经被通过做一个“后补党员”了。后补期是六个月。
我随“刘同志”到了杨树浦一个肮脏不堪的弄堂，又轻步踏进一所阴森的房子，“刘同志”说这就是他的“家”，就在这个“刘同志”的“家里”，我和另一个同志同时举行了一个简单而严肃的入党仪式，壁上挂着一小张红纸上涂着镰刀斧头的旗，我们机械的举起手，宣读誓词，我的介绍人是“刘同志”，另外还有一个名字，我就根本不知道此人是谁。监誓人当时说是一位“冯同志”，我和他仅见过这一面，以后就不知道他和从没有再见过他。这幕入党仪式的戏，匆匆演出二十分锺，以后就木然的立在那里听训，“刘同志”是自始至终的导演者，他很得意的样子。
第二天，我就被“交”给一位“贾先生”，他当时公开的身份是上海蚁社的负责人之一，实际上是负责新党员的训练工作。“刘同志”对我说：“贾先生是一位进步份子，并不是同志。”但是他又嘱咐我接受他的领导，我有些奇怪，为什么一个党员要接受一个“进步份子”的领导呢?但是我因为信任“刘同志”，没有多加怀疑又随着“贾先生”去了。
“贾先生”把我和另外六个青年人编成一个小组，说这是要我们读书学习，我们每个人都用了一个假名字相互介绍认识，除了小组会议以外，我们不准私相谈话，在路上见面也不准招呼。起初，我仅仅知道这是一个在党领导下的政治性的学习组织。我们七个人中，有一个是被派为小组长的，他每天要召开两次小组会议，实际上等于给我们上课，所讲授的内容是“党的建设”，“党史”，“政治报告”等等，有时并传阅一些油印的政治文件，这时我们才心照不宣的彼此知道都是“同志”。不久之后，我们明了了，这原来是党的地下党校。
蚁社是当时上海的一个公开的左翼文化和青年组织，它除了办有蚂蚁图书馆以外，并领导许多左翼青年的读书会，这些读书会的份子多半是属于普通的左倾青年，所以党校被掩护在中间，万一暴露，他们可以诿称是读书会，读书会读些什么书，蚁社当局一向公开表示是随大家自由选择的。顶多他们把这个“党校”的责任，推卸成少数的“左倾幼稚病”的份子个人的行为。
受训刚满半个月，恰遇到七七事变发生。我们那个小组长这时直接以党的地位对我们说话了，他以为这次政府一定要向日本帝国主义者“投降”，这么一来，全国的革命高潮就要到来了，我们的党就可以领导全国的革命了，他对于报纸上的新闻全不相信，对于国军在华北抵抗的消息也表示不可靠。他这时莫名其妙的委派了我一个武装委员会的委员名义，要我把徐家汇一带的老百姓组织起来，累得我跑了几趟，饿了，就在路边摊子上吃两块甘薯，想来想去，也不知从何下手。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贾先生”，他非常生气，说这简直胡闹，他问这是谁的主意，谁的命令，我说是“先同志”（即小组长）派我的。他接着就把“先同志”叫去大骂了一顿。“先同志”跟着又找到我大发雷霆，并且摆起臭架子对我说：“你懂得组织的秘密吗?你懂得纪律吗?你懂得工作的关系吗?越级报告是违反纪律的。你以后应该只有对我个人负责，懂得吗?”
上海的局势一天天紧张了，红军已宣布改编为八路军，接着，八一三抗战开始了，有些同志很兴奋，有些同志又很颓丧；但是党的命令，为了要争取人心，我们不能不装作对抗战很积极的样子。后来当很多年轻党员要到战地去的时候，党的负责人又指斥这是一种风头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当前方极度吃紧的时候，党却号召我们到 大陆做群众工作去。全国人民都卷入民族意识的抗战高潮了，党这时却要求我们不仅需要民族的警惕性，而且需要提高阶级的警惕性。党告诉我们，党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并不是放弃革命，而是为了保存、巩固和扩大革命实力，采取迂回的战略，以便进一步领导全国革命。党又随时提醒我们，不要给资产阶级的意识（所谓资产阶级意识在当时即指民族意识）麻痹了。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党必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争取领导权，加强对党员与非党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发展群众力量。并随时准备革命的“转变”。这时上级特别指示我们，要我们读列宁的“两个策略”这本书。在抗战初期，党中央就一再三申五令要我们提防“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理由说是“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对于革命是动摇的、不彻底的，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告诉我们，这是党的“现阶段”的政策。在上海炮声隆隆中，我们关心的不是前方的胜利，“战讯”都不大引起我们的兴趣，而是许许多多离奇的谣言把我们弄得乌烟瘴气，头昏脑胀，从上级和一般同志传出来的消息，不是说国军若干“投降”，就是说中日正在“言和”，同志间一见面都爱打听谣言，愈新鲜愈奇特愈有味，日本人的宣传往往成为我们宣传的好资料。有时一个谣言兜了一个圈子又钻到造谣者自己的耳里，我们的上级听了也付之一笑。很得意的觉得他的造谣的“政治目的”达到了。因为党当时宣传的中心是打击政府的威信，“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而在一般的公开场合，我们都已经习惯于高呼“拥护政府”，“拥护蒋委员长”，“实行三民主义”的口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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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失守，大上海的保卫战渐近尾声，在撤退中间，有些同志很希望党能领导我们在敌后打游击，这点本领是我们若干同志间素来引以自豪的，我们这些年轻党员平日都被“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听得心花怒放，这时如何不想一显身手?但是，党给我的命令却是：“你立刻到延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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