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司马璐
有一次我在边区合作社餐室吃饭，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了一个边区剧团的女演员林萍，她在延安已经住了一年多，抗大二期毕业，活泼美丽，热情可爱，时时流露着天真的微笑，在边区认识女同志，没有人不感到兴趣的，第二天我就去看她，她单独住了一个小房间，房内收拾得很整洁，她待人也颇富有人情味，态度温和，心地善良，她虽然没有特别的好东西款待客人，但是能够给客人一种说不出的精神上的愉快，亲切而诚恳。她站在你面前，又令你有一种高贵之感…
第四章“革命圣地”的延安
在一般的共产党员和左倾份子心目中，延安是当时的“革命圣地”，能够去延安打一个转，就好像出洋渡过金一样，即使是一个白痴，我们也得对他敬畏三分。以那个小组长先同志来说，起初已经弄得有些人不服，后来还是他自我吹嘘一番，我们才知道他是刚从延安来的，大家也就寂然无声了。“组织”对于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一种神秘的控制力量，有许多生龙活虎似的青年，经过两次组织生活以后，一个个都像绵羊似的驯服了。
我们三男一女谨慎的整理好行装，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旅途，路过南京，正是一片混乱，愤恨而坚毅的人民，拥塞在街道上，他们看着那些大官员的簇新的小轿车上，装满了家俱，疾驰而过。又呆呆的对我们注视，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心里想：你们这些平日对老百姓力竭声嘶喊口号的家伙，现在却留下我们老百姓，一个个先溜了。
挤呀挤，跨上津浦车的人都觉得自己是侥幸的。我们四个人在车上也互相做了个鬼脸，“庆幸”一番。南京城的影子渐渐消失了。
我们在每一个小站上都要停一停，让过军车，另一列客车上有些二三流的官员我们也要让。有时在半途上，车行渐缓，三声警笛，于是全车乘客一哄而散，伏在田地里惊魂未定，已听到机声由远而近，又掠顶而过，也分不清是日机还是我们自己的飞机。再回到车厢，有人惊叫箱子失落了，有人呼号孩子不见了，然后，汽笛之声夹着闹声、骂声、哭声……又把我们载送一程。
皖北的平原比起江南来，这一带的农村是荒凉贫瘠得多了，时近严冬，树木凋落，风沙蔽空，寒气袭人，那些衣服褴褛的农妇，迎着霜风，提着一篓篓的食物走过来，她们生得很健康，结实，敦厚可爱，但是等到我们想和她们接近时，她们却害怕，面无表情，或者立刻避开我们。
老牛车拖了九天，才把我们拖到徐州，由徐州而西安，陇海车又破烂、又肮脏、又混乱，大兵们一批批从华北战场上退下，沿途以军人上落为最多，我们没有买票就上了车，遇到一次查票，不知为什么他也没有要我们补购，直到西安，我们跳下车，天刚黎明。西安车站古色古香的、宫殿式的建筑，我对它颇为留恋，我们正凝神赞赏，后面的乘客却把我们推到车站门，收票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伴相互招手，我们就一起混出了。
到了西安，我们也无暇浏览西安的街景，立刻叫了人力车，直奔“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又称“十八集团军”）而去。
西安为我国古都之一，城市建筑一方面已相当近代化，马路宽畅，街道整洁；一方面具有北方气质，庄严而朴实，绝大部分的住宅乃至商店都是中国式的房子。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也租的是一幢中国式的住房，大概这幢房子的主人过去还是一个“封建的”书香之家，一进门就是一座屏风，里面十分宽大，大约总有四十多个工作同志，都穿着挂有“八路”符号的军服，往来川流不息，似乎十分紧张。开始接见我们的是一位姓刘的女同志，听说她过去是四方面军的老干部，我们作过自我介绍之后，她转身去到另一个房内，然后再折回来。特别向我亲切的招呼了一声：“×同志，你有很久的斗争历史了。”这时我相信我的“鉴定表”（每个党员都有一份“鉴定表”）已经早转到“西安办事处”了。
她对另一个小鬼又嘱咐了一声：“把这位×同志的行李搬进来，等等再送他到‘招待所‘去。”
我住到“招待所”以后，满以为那三个同伴就要搬来，岂知一周以后，还不见他们的踪迹，我很担心他们，心里焦急如焚，却又不敢到“办事处”去问刘同志。
第三天我奉令早晨六时集合，立刻离开西安，坐一辆大卡车，全车有二十三人，先抵三原，当日即转云阳。
三原距西安九十华里，云阳是三原的一个小镇，距三原约十里左右，有八路军的留守处，内战时期是彭德怀的“前敌总指挥部”，在当地的土共干部中，当时还传说着过去彭德怀与丁玲之间的艳事，有一个时期，有些干部已经准备借题热闹一番，老彭却来了个“辟谣”。不久他又说，革命不胜利，他是不结婚的。
云阳也有一个“招待所”，但是这时已经满得无可容纳了，我们这天晚上就决定暂时和青训班的同学住在一起，青训班一部分同学也没有固定宿舍，我们占用了两大间民间住屋，男女同志混住在一起，这天晚上，我开始和一个女同志小卢做了“朋友”。
“同志，这是我的被，你睡在我这儿。”我听到一阵清脆而柔和的声音，抬过头来，一看正是她。我脸上泛起红晕，她走过来，像母亲牵着自己孩子似的，把我一手拉过去，她的大胆和我的拘谨，我不觉惭愧笑起我自己来。
我们和被而卧，灯熄了，才开始互通姓名。
第三天，我热情的招呼她，她两眼向上一翻，爱理不理的问我：“×同志，有什么事吗？”
我眼前顿觉一片昏黑，低着头走开了。
从西安到延安，有八百里的路程，日行百里，八日可达，普通约行十日左右。我遵从同伴的劝告，买了两双草鞋，一双穿上，另一双带在身边。我背负的行李，在途中走一段放弃一部分，从五十斤减到二十斤，最后只提一个不足十斤的小包裹了。陕北山地北行愈登愈高，爬过一层山，又是一层山，山峦起伏，重重叠叠，奇伟雄观。站在一个高山顶上，极目望去，长空万里，一个人站在这里实在觉得自己太渺小了。一个一个山头连结着，公路围山而上，看来像一个个螺旋盘。
我们所走的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难得遇到平坦的路，也难得见到有一两处树木的地方。第二天我脚上就起了七八个水泡，第三天水泡破了，别的同伴也是一样，可是，谁肯认输呢，大家硬着头皮继续走。那时正是严冬季节，西北风迎面吹来，我们把头紧紧缩在颈内，惟有拼命走路才能御寒。路上常常数十里不见人烟，到一个比较大的村落，我们就自己做饭或休息，有一天我们全日没有见到一处人家，水也没有饮的，饿的时候，我们就拿起身边的大饼吞下去。这生活是够苦了，当时似乎有一股精神力量，所以总觉得并不十分苦，对延安的憧憬向往，神秘的幻想，和新鲜、刺激的生活，都把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精神振作和支配着。有时虽然也常常碰到不快，总极力往好的方面去寻找解释，自我安慰和继续把自己陶醉在梦乡中。比如，在陕北山区步行中，我们除了物质上挨苦和疲惫以外，随时还要遭受精神上的痛苦。
一般的陕北老百姓都知道我们这些外省的年轻人是前往延安的，他们十分敌视我们，卖的东西，把价钱都故意提得很高，有时干脆就不理睬我们，晚上借宿，跟他们好好商量不可理喻时，十之八九是要靠威胁解决问题的。有时我们会勾起一堆疑问：我们的党不是说代表工农大众吗？老百姓为什么会敌视我们呢？党不是说，陕北的人民如何把共产党当作亲人吗？但是很快的我们又自己回答自己，觉得这些都是由于老百姓的落后不“觉悟”所致，找到这个解释之后，自己又觉得满足了。不过一般说来，党在陕北地区，“威”却是用足了的，许多过去遭受中共革命理想荼毒过的人民，如果我们面孔一沉，他们也就再不敢和我们刁难了。
延安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小城，南北直径约一里，东门外面临延河，城外的窑洞一层层地排列在山腰间，或是在非常峭陡的悬崖上，每个洞都有一个弓形门，每个弓形门又以一道扶壁互相隔开，洞前有宽阔的层道，人马可以来回通行。这个小城市在共军进驻前仅有一万多人口，最盛时代有五六万人。日机轰炸后，城内机关全都迁出郊外，商业亦转移至南门外新市场。
我是扶着病体前往延安的，加之因为兴奋过度，病也就更加剧了。到达以后，我们同行的人，都作鸟兽散，各人找到自己有关的部分去。我也直接持件找到中央组织部，一个姓魏的同志接过我的证件，再看看我的病容，极不高兴，很不耐烦的对我说：“高同志（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正在开会，没有空见你，明天再来。”
“同志，我病了，我可以在这里等等他，而且，我刚到延安，也没有别处好去。”我说。
“不行，这里是中央组织部，要等，你先到招待所（指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去，回头高同志再通知你谈话。”
我无可奈何，只好遵命先到招待所，招待所的主任是一位五十来岁的安徽人，名字可惜我已记不起了，据说他在政府的监狱住了十几年，一出狱就举家来到延安，他倒是个老实人和好好先生，我把来由说出后，他显得有些为难的样子。
“照规定必须由中央组织部直接介绍我们才能收你，不过，同志，”他说：“看你病得很重了，你就先歇歇吧。”
随后他又问我要不要吃些什么，又吩咐管理员替我预备开水，在旅途的劳顿以后和重病之下，虽然一点点关心和照应，也使我感到分外的温暖。
感谢这位招待所主任的热心，第二天他于取得中央组织部的同意后，把我先送到边区医院去。
边区医院除“组织上”送来的病人外，是不收其它病人的，有人因为没有正式经过组织介绍，医院当局拒绝收留，在门外就死掉了。进院以后，应该先经政治指导员审查过，然后才由医生分配你的坑位。每个窑洞有一个大坑，三五个病人住在一起。全院只有一个外科兼内科的医生，这个医生，原是过去国军中一个被俘的军医，脸上有些浮肿，一见到我们，总是对我们笑，也看不出他笑的什么意思。医院的行政干部和病人骂他，他也是报以一笑。
院中有十来个女看护，全部都是四川人，过去都是四方面军裹胁而来的，加上院长、主任、政治指导员、管理员、医生、勤务员、马夫、伙夫、警卫班等等，职员要比病人多一倍以上。这中间只有那个医生算是懂得一点医学常识。医药设备根本说不上，比较严重一点的病或者急症，医生只好束手。
医院的伙食比其它机关要好一点，但也要按照在党的地位分成等级，有些病人即使病好了，还多半不肯出院，至少他们觉得这里的待遇比起他们原来的部分要舒服得多了。
医院中，有过一次紧张的事情：在另一个窑洞中，有个老病人，因为他年纪比我们都大，加上听他自我介绍过他的一段革命历史，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尊敬他。听他说：他是最初与王明（陈绍禹）、秦邦宪、张闻天等人同去苏联的，回国不久，就被政府逮捕，一直坐了十几年的牢，直到抗战开始，才在“释放政治犯”声中被释来延，但是他这时已经是肺病二期了。除此之外，他还告诉过我们一些在苏联的故事，在政府狱中受刑和狱中斗争的故事，别的就没有再说什么了。有一天夜里，我们医院里突然紧张起来，窑洞内外也增加了不少的武装同志，我们一个个走下坑来探头张望，又被赶回自己的坑位上去。
“不得了，那个痨病鬼张抱平，原来是个托派。”在宁静以后，一个女看护慌张的走过来对我们说。本来这个女看护也一向敬重的称“张抱平”为“张同志”的，这时已改口称他为“痨病鬼”了。
张抱平已经被抓去了，这时全院的同志都在骂他，都在从张抱平的平日谈话中，竭力寻找可疑的地方，好像个个都愿意挺身作证似的，但是又说不出所以然来。大家把张抱平痛骂一阵以后，就各自呼呼入睡了。
在中共组织部，接见我的高同志问我：“你对于工作有什么意见吗？”
“我希望，党能送我到苏联学习去。”我说。这个念头在我心中很久了。在上海，我就看过许多书刊和听过许多故事，是关于苏联如何进步，人民的生活如何幸福美满等等。所以我早就立定两个心愿，第一个要去延安，第二个要去一趟苏联。现在延安总算到过了，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留恋的。剩下的就是另一个到苏联的心愿了。于是，当党问我的工作意见时，我的“到苏联去”就脱口而出了。
“这是绝不可能的，同志，”他冷笑了一会对我说：“现在正是国内的革命高潮，在苏联的同志还要赶着回来。”
我没有说什么，我们相对沉默了片刻。
“那么，你还有别的意见吗？”
苏联梦既已落空，我的虚荣心在追求别的方面的满足。我回答说：“我希望做点上层工作。”
他大笑起来，似乎在故意作弄我。
“哈哈，上层工作，你要做防空哨，还是要拿锄头到山顶上垦荒去？这些都是上层工作呀！”
我惭愧得把头低沉下来，他愈笑，我愈是觉得无地自容。
“我告诉你。”他突然严肃的对我说：“我问你的工作意见，这不过是对你的党性的一个考验，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当党问他的工作意见的时候，他只应该回答，跟从党的决定，听从组织的分配。党要你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没有半句还价的……。”
他滔滔不绝的说下去，愈来愈像训话的口吻了。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共产党员是特种材料做成的。‘布尔雪维克应该到一切最困难、最艰苦、最危险的岗位上去工作。一个共产党员，在入党以后，就像木料一样的交给党，党今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党明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桌子。当党需要建筑大厦的时候，你也可能变成栋梁，但是，如果党需要造一个马桶，那么你也得尝尝臭气……。好了，没有什么话了，你先回去，党决定了你工作的时候，再通知你。”
延安的统治者，到处为“托派”的影子自相惊扰，究竞托派是怎么的？主张些什么？绝大多数的干部根本摸不清楚。我们所见的反托派的文章，也只是骂街式的口吻。据说“托派”往往又是以左的革命面目出现的，所以一方面“托派”的影子这么恐怖，一方面他跟我们之间的具体的形象、观念又非常模糊不清。而且又据说，“左倾”的机会主义是“托派”，“右倾”的机会主义也是“托派”，反正，一切的罪名都好像与“托派”有关似的，以后，“托派”的字样也不准用，只能称为“托匪汉奸”了。
有一次我在边区合作社餐室吃饭，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了一个边区剧团的女演员林萍，她在延安已经住了一年多，抗大二期毕业，活泼美丽，热情可爱，时时流露着天真的微笑，在边区认识女同志，没有人不感到兴趣的，第二天我就去看她，她单独住了一个小房间，房内收拾得很整洁，她待人也颇富有人情味，态度温和，心地善良，她虽然没有特别的好东西款待客人，但是能够给客人一种说不出的精神上的愉快，亲切而诚恳。她站在你面前，又令你有一种高贵之感。
“听说你常去看边区剧团的林萍，是吗？”招待所的总支部书记笑着对我说。
“是的。”我坦白地说。
“她是有政治问题的，你知道吗？她有托派嫌疑。她对你说过些甚么？她对你谈过政治问题吗？”
“书记同志，我看她人倒是挺好的，我们还从没有淡过政治问题，她也没有说过一句对党不满的话。”
“你还知道她别的情形吗？”
“不多，我只听说她的未婚夫快来了。”
“这个女人好狡滑，好吧，你眼她多接近也好，不过她说些什么，你要随时告诉我。不要中了‘美人计‘，为女人把你迷昏了。”
他笑笑，扬一扬手就去了。
我还照样常去看林萍，如果现在突然不去，组织上反而要怀疑我了。
这天，林萍的未婚夫真的来了，她装扮得更漂亮了，跳跳蹦蹦，只顾在忙着布置房屋，看到我，她羞答答微笑的点了点头，然后又向他的未婚夫看了一眼。半响，她才说：“老×，来得好，今大在这里一起吃饭，我请客。”
“真的吗？那我却之不恭了。”
“啊，我真糊涂，我忘了为你们介绍，这位就是杨明同志。”
我连忙接上去：“就是你的——”，“杨明”这个名字我已经听得很熟悉了。
“小鬼，不准你瞎说。”
杨明一直在旁边冷冷的看着我，笑得很勉强，表情十分不自然，局促不安。我想，糟糕。他为什么这样不高兴呢？是不是他因为林萍和我太亲热了？
我和杨明又连续见过两三次，他也知道我是一个可靠的同志，这天，我们在陕北公学碰到，他拉我在山边坐下，开始交谈。
“你了解林萍的情形吗？”
“我当然没有你了解得多。”我说。
“你们不是很接近吗？”
“不要开玩笑了，她是你的未婚妻。”
“不！”他把脸一沉，摇摇头，像似很愤怒，又像似很伤感似的，然后又低下头：“不，她已经有政治问题了，我和她从小同乡又是同学，我们在十年前就订婚了，我也很爱她，我们过去又在一起做过革命工作，这次我很快乐的要求党把我调来延安，以为我们就可以结婚了，岂知一到延安，组织上就告诉我她是一个托派，后来又说是国民党特务，要我了解了解她，找出她的反动证据。你想，这是多么痛苦的事。”
“那么，你找到没有呢？”我迫切地问。
“活见鬼，什么证据，她懂得什么，还是那么一个天真的孩子似的，似乎什么都不知道，了解她，了解什么呢？你能否帮帮我的忙，她究竟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没有？”
“我也看不出什么道理，不过，你的心神也应该定定，如果她真的没有什么，真金不怕火，组织上也不会冤枉她的。”我支吾的说。
“难道真的不可能冤枉她吗？”
我没有答话，我们相对沉默了好半天。他想想觉得这句话说得有点“欠妥”，又自己回答了：“即使冤枉一两个同志，这也是免不了的，党不能让一个反动份子混进组织，破坏革命，自然需要高度的警觉，需要严密，所谓‘以防万一’，为了在一万个同志中防备一个反革命份子，自然也可能冤枉一些好同志，但，这是为了革命。也没有什么。否则放松一个，革命就可能遭受更大的损失了。”
这一次谈话以后，我就永没有再见过杨明，林萍也听说被调了工作。
延安是没有春天的，直到农历二月间了，凄厉的西北风还在终日呼啸，银色的山头上，雪还没有溶化。延河的水面上，还浮着厚厚一层冰。迎着风，扛着柴，抬着石头，锄着荒地，年轻人过着日以继夜的刻板生活，没有波浪，没有情调，没有欢乐，没有趣味，晚上再围着豆油灯开小组会，这些年轻人是可爱的、诚实的，在这个春天的季节，他们却忘记了春天。
延安一般的干部，每天是七分钱的菜钱，部队只有五分钱，开饭的时候，十个人一组，共一小碗菜，一个冬天间，要连吃几个月的红萝卜。一个夏天，要连吃几个月的南瓜。文官厅长以上，武官团级以上，有中灶可吃，每人一菜一汤。再上部长师长，有小灶，两菜一汤。政治局和毛主席一类人物，则有四菜一汤。阶级是被严格的划分着。
“有的同志提出，共产党既然要消灭阶级，为什么我们这里又要划分成许多等级呢？但是，同志们，并不是这些领导同志自己要求享受得好一点，而是党的命令，党因为这个同志对党的贡献和现在所负的责任，就有权利命令他，要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一点。比如，毛主席，党可以要他每天吃一只鸡，我们可以告诉他，主席同志，这是党的命令……。”艾思奇有一次在抗大对学生这么说。
高同志把我叫到中央组织部去。
“这是陈云同志。”他把我介绍后就走开了。
陈云当时看上去约四十多岁，穿着整洁的一套斜纹布军服，歪靠在背椅上，很不在意的向我点点头，他生得又瘦又小，像个猴子，两目炯炯有光，很精干的样子，台上堆满了文件，正在批阅，我站在一旁等了约有五分钟，他带着浓重的苏南土音问我：“啊，你就是××同志。”
“是的，陈部长。”陈云当时是中共中央的组织部长，中共主要的领导人物之一，共产党人一向总说是不拘形式，但由于他表现得那么威严，我不由得也拘谨起来。
陈云继即翻阅关于我的文件，他选出两个问题问我：“你在镇江工作过的那个图书馆，既然是有陈果夫支持的，他们难道没有要你参加过国民党吗？”
“从没有，我年龄也太轻，他们似乎也没有怎样注意过我。”以下我就大大的骂了一顿国民党的人都是糊涂蛋：“在国民党人中间，谁注意过这些事？花钱办了事业让我们活动，他们完全被蒙在鼓里，甚至在我被捕以前，还没有跟我谈过思想问题呢。”
他满意地笑了。
“那么，你在被捕和出狱的时候，写过悔过书吗？”
“没有，关于这点我在自传中已经说过了，那时他们写了几个问题要我书面答复，我抄了几段‘唯生论’和‘三民主义的理论与体系’，他们以为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左倾青年，一定已经受到感化了。加上我对他们从没有承认过任何一件活动，他们也没有再要我悔什么过，就叫我交保释放了。”
然后他又迟疑了片刻。
“你是比较适合作白区（当时中共人士对边区以外一律称‘白区’）工作的，你有斗争经验，但是太年轻了，而且党的教育不够，现在决定让你学习去。”
“是到党校吗？”我问。
“不，到枣园去。”
他着勤务员去叫高同志来，又要我随高同志办手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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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同志给了我一封信，要我直接到枣园去找曾希圣，在途中，我又偷偷把信件拆开看了：一件是介绍信，另一件是我的“鉴定表”，“鉴定表”有几句对我的评语，大意是：有组织能力和斗争经验，但具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个性强、骄傲、缺少劳动观念、组织生活锻炼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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