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志绥
我就是用这电话打电话给保键局的。保健局的意见，舒同是中央委员，山东省委书记，他主持之下，应该没有问题。我说，这些药怎么做药物安全检查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中药不比西药，很难弄清里面的成分。最后商量好，按药方做成四份，一份舒同吃，一份我吃，一份送回北京交保健局，一份给毛吃。我与舒同做了一次当成试验品的荷兰猪。
毛泽东与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等在青岛第二海水浴场
第二篇1957年～1965年
我的问题是江青。江青四月就从苏联返国，也跟我们去了青岛。苏联的放射治疗非常成功，但她变得更难以伺候，抑郁消沉。
毛与江青分住在迎宾馆楼下南和北的两端房内。我们住在二楼。只住了两晚，江青说楼上的人冲马桶的声音吵得她不得安宁，休息不好，要我们立刻搬走，并且说：“到青岛来休息，是叫你们休息，还是让我休息？”
林巧稚和俞葛峰两位妇产科医生仍随行。但自一九五六年徐涛医生到医院学习后，江青便没有专任内科医生。江青提出要我兼管她的工作。
我说：“你同主席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兼管你的工作，你们不在一起时，我很难兼管。”江说：“好在我也没有多少事，我和主席不在一起时，必要的时候，可以让护士给你打电话，安排我的治疗用药。”我只好答应下来。
没过多久就遇上难题。就在我们被赶出迎宾馆几天后，也就是七月中旬，那晚下着大雨，晚上十一点多钟，江青的护士打电话告诉我，江青觉得鼻子有点不通气。我问脉搏和体温，说都正常，也没有发现什么症状，只是江青觉得鼻子有点不通气。江青让护士告诉我，看怎么办。我向护士说：“雨太大了，去不了，先给她服一点抗过敏药，到明天再看。”
那时雨势很大，可以说是豪雨。我既未带雨衣，也无雨伞。如果走去，全身要淋透，也就没有办法给她检查了。何况只是鼻子有点不通，没有必要检查。
过了大约半小时，护士又打电话来说：“江青同志说了，医生不看病人，就给药吃，是不负责任。”我听了以后，觉得江青这话有些过份了。鼻子不大通，服一点抗过敏药，就成了不负责任，岂不是笑话？何况在大雨滂沱的夜晚，又没有什么大病，要摆出随传随到的架子，对医生太不尊重了。因此我在电话上说：“江青如果不愿意服抗过敏药，可以不服，明天再看吧。”
第二天，林巧稚和俞葛峰大夫已经给她做完妇科检查，要回北京去。江青请她们在海滨吃饭。李银桥告诉我：“本来要你做陪，因为那天夜里叫你，你没有去，她说你架子大，把你取消了。”
将我取消，我倒是如释重负。反正同她一起吃饭，实在谈不上乐趣，只是活受罪而已。她吃饭时，规矩十分繁琐。饭前要吃促进消化的药，饭中要吃补血剂、镇定剂，饭后要吃一大堆维他命。吃相饕餮，又不断品评，使人感觉虽不能说芒刺在背，也可以说食欲全消。
毛又感冒了。七月的青岛天气有时阴湿，毛每天仍去山东公安厅专设的私人浴场游水。毛自七月中旬以后，咳嗽加多，胃口不好，自觉身上没有力气。我让他服了些感冒化痰药，并不见效，几天后便停服了。
一天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来，对我说：“济南有一位中医刘惠民大夫，医道很好，可以请他来看看。”我告诉他，这要征得毛的同意，便去找毛。毛说：“这次感冒总是不好，你不主张再多吃药。还有什么办法？”
我对中药病理并不了解，但我父亲在一九五六年重病一场，张孝骞大夫等人都束手无策。我请了中医章次公大夫，是他给治好的。我跟毛提起此事，劝毛试试看。
毛点头答应说：“那么由你主持，请他来给我看看。”
这位刘大夫六十多岁人，高而瘦，面容清癯。看上去十分朴实。毛见到他，请他坐下。然后问他姓名，说：“你是施惠于民了。请你来给我看看。”
刘问脉后，看看舌苔，说：“这是风寒内聚，不得外泄，只要表一表，驱出风寒，就可以好。”这时毛有些不耐烦，说：“你讲这些，我也不懂。你同李大夫研究吧。”刘向毛鞠了一大躬，退了出去。
舒与刘一起到我的住处。刘又解释，这是风寒内阻，需要发散出来，服用两剂药就可以好。最好是睡前用半碗米汤随药服下，然后盖上毛巾被，有微汗才见效。我听了，很为难。这是毛喜凉，往往不盖任何东西就睡了。
我又到毛的住室，他正等我回话。我将刘大夫说的简单讲了一遍，然后说：“治病是个麻烦事，主席试一次，一次不好，再也不干了，如何？”毛显得有些为难：“这种天气，盖上毛巾被睡，不吃药，也要出汗，何必要他看呢。”我说：“盖被捂出来汗，同吃药发出的汗，可不一样。试试就知道了。”毛说：“照你的办，试一次。不行，就算了。”
舒同的夫人水静给煎的中药。我亲自检查过药单，确定没有问题。但傅连璋的药品化验处无法化验这些中药，我只好联络中央保健局讨论化验药草的法子。
毛每到外地，即从该地拨出一条专用长途电话，直通北京的北京电话局三十九局，这三十九局是设在中南海内，专供保密通话。有黑、红两种电话。黑色电话可以通其他的分局。红色电话就是机密电话，与北京市内其他线路不通。
我就是用这电话打电话给保键局的。保健局的意见，舒同是中央委员，山东省委书记，他主持之下，应该没有问题。我说，这些药怎么做药物安全检查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中药不比西药，很难弄清里面的成分。最后商量好，按药方做成四份，一份舒同吃，一份我吃，一份送回北京交保健局，一份给毛吃。我与舒同做了一次当成试验品的荷兰猪。
毛盖着被出了一夜的汗，感觉同以前差不多。第二天毛又同意服了一次。刘大夫又诊过脉，认为风寒已驱尽，应该感觉好了。毛说同以前差不多。于是又连服了三天。刘又诊视一次。刘说感冒风寒已经没有了，不舒服是劳累引起的。刘建议改服一些西洋参和中药合成的药丸。这些药我一一查过本草纲目，都是起补的作用，没有害处。毛于是同意服用。
但毛还是觉得身体衰弱。刘大夫也束手无策。我想也许去暖和点的地方，毛病情会好转。舒同说：青岛最好的季节是八月，七月太冷。最好在青岛留下，过了八月再走。但天气未如他所言好转。
七月底一天晚上，毛叫我去，问我的意见，是留下，还是走。我说：“我也没有胃口了，这样的气候，再住下去，恐怕不会舒服。”毛说：“那么就打道回府吧。”
八月初离开青岛回北京。毛的感冒马上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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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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