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裴毅然
中共要角无高知，一处很有意蕴的风景。建党之初，因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苏联，缺乏多元容异，一些高知早早退出，如李达、张申府。等到陈独秀也成了“不同政见者”，竟然连他也遭中共开除。
赤潮入华，其暴力与极端的价值指向不可能一下子就被社会接受，仍有一个渗透漫延的过程。1921年1月30日，留法生周恩来（1898～1976）动摇于激烈俄式道路与温和英式道路之间——
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自恃，……亦有以保守成功者，如今日之英也；亦有以暴动成功者，如今日之苏维埃俄罗斯也。英之成功在能以保守而整其步法，不改常态而求渐进的改革；俄之成功在能以暴动施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旧弊之效。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1]
此时，青年周恩来虽尚未左翼化，但其对国家形势的判断——“吾国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已清晰暴露年轻人急于求成的躁动心态，决定他有接受暴力赤说的客观基础。
青年人一般屁股都坐不住，不期然而然地极易滑向暴力革命。了解周恩来的同学、朋友都说周不适宜走学术道路。1912年，14岁的周恩来向往留美，报考清华学堂，未通过英语考试。他自己也承认：懒病时发，不肯向书堆里求快乐。[2]
1916年10月南开中学《敬业》月刊第10期，周恩来撰文自谓：余性恶静，好交游，每得识一友，辄寤寐不忘。[3]
1917年9月，周恩来东渡留日，两次争取官费资格的考试皆北。[4]1919年9月入南开大学，承认没读一天书，全身心投入五四运动。1920年11月留欧，在雷诺汽车厂“勤工”仅三周（100法郎/周）[5]就干不下去了：“这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6]
1922年3月，周恩来致函国内南开“觉悟社”友人，说他1920年底赴欧初期“谈主义，我便心跳”，对激进主义还有一定排斥，1921年秋才铁了心追随共产主义。[7]
周恩来晚年对侄子掏吐肺腑：我参加革命既是自己的深思熟虑，也是被逼上梁山。[8]
陈毅、刘澜涛
陈毅也是五四后赴欧的留法生，他与一批不想打工只想读书的华籍学生冲击驻法领事馆、占领里昂中法大学，遭强制遣返，参加中共也属“逼上梁山”。陈毅性格直率，快人快语：原想做人上人，步入上流社会，想到法国读博士，不料书没读成，反被赶回国，无奈之下才去干革命。[9]
进入中共，纪律第一，中共最欣赏的是刘澜涛式的干部。刘澜涛（1910～1997），陕北米脂人，1926年入团，1928年转党，1950年代初为中共华北局第三书记，刘部下吴江（1918～2012）评点——
他对上绝对服从，说一不二，叫向左就向左，叫向右就向右。他对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达到盲从的程度。工作上小心谨慎，严肃认真，但缺乏必要的创造力和决策能力，大政方针都取决于第一书记或听从党中央。他是“唯上论”的忠实奉行者。[10]
中共领导层的小知化，任何一个细处均可得印证，如中共要角回忆录无一注释（即便涉及重大决定与数据），毫无取信于人的基础意识，一副霸道的“我注六经”——我说的就是事实就是真相。李维汉、薄一波、林彪帐下虎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历史歧点
高知经历相对丰富、见识相对深该，对共产主义有能力作出理性预判。1930年，胡适对共产主义有一段清晰认识：狭义的共产主义者……武断地虚悬一个共产共有的理想境界，以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即到，既到之后又可以用一阶级专政方法把持不变。[11]
但此时的胡适，虽有大名，但因其温和态度，甚不合青年学生的激烈口径，其声其音已是嗡嗡蚊吟，没多少青年要听了。青年李慎之（1923～2003）：（我们）是不大看得起胡适的，认为他战斗性太差，我们景仰的是战斗性最强的鲁迅。[12]
1925年“五卅”后，18岁的王凡西（1907～2002，后为托派）：胡适之、梁任公思想已经从我的头脑中彻底廓清，完全站稳了左派的陈独秀立场，虽然在形式上我还不曾加入共产党。[13]
1925年初，夏衍（1900～1995）在日本经孙中山批准，戴季陶、李烈钧介绍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常委兼组织部长。1927年4月下旬，夏衍转入中共。[14]
这代青年意识不到他们的这一“进步”——远胡适而亲鲁迅、远“国”亲“共”，正是别温和而亲暴力的风向标。马列赤说使中国意识形态渐离中庸急趋极端，成为关键性的历史拐点，最终导致大陆赤沉，走向暴力土改、血腥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黑文革、六四……直到今天“反潮流”的恢复终身制。而欧美之所以最终摒拒马列赤潮，甩脱呼啸二十世纪的赤难，所倚所赖还是他们深厚的文化积淀，及时识穿马列的荒谬性，不像落后的中苏，只能痛苦地实践证伪。
2019-1-9 Princeton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合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南开大学出版社（天津）1998年，页8。
[2]蔡咏梅：《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新世纪出版公司（香港）2015年，页201。
[3]《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10～1924-6），下卷，页240
[4]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王弄笙译，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135。
[5]蔡咏梅：《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新世纪出版公司（香港）2015年，页209、33。
[6]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北京）2011年，页74。
[7]《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8年，1922年3月致函谌小岑、李毅韬。
[8]蔡咏梅：《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新世纪出版公司（香港）2015年，页211。
[9]黄嫣梨：《张若名研究及资料辑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页172。
[10]《政治沧桑六十年：吴江回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页50。
[11]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12），载胡适：《胡适文选》（朱自清点评本），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2013年，页47～48。
[12]李慎之：〈革命压倒民主——《历史的先声》序〉，笑蜀编：《历史的先声》，香港博思出版集团2002年，页20。
[13]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北京）1980年，页13。
[14]陈坚、陈奇佳：《夏衍传》，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2015年，页5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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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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