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智效民
1951年3月初，翁文灏经香港、澳门回到北京的消息，在国际社会激起巨大波澜，这件事被视为中共统战工作的一大胜利。随后，有关部门给他送来一大堆毛泽东著作，让他通过学习，深刻认识自己的“罪恶”。对于这种说法翁文灏无法接受，他认为自己只是犯了“错误”。经过一段学习，特别是参阅了冯友兰、王芸生、费孝通、吴晗等人的检讨，他以《反省以往错误回到人民中间》为题，写了12000字的文章进行检讨。但是有关方面拒绝接受。
如果在网上搜索“翁文灏”三个字，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介绍：翁文灏（1889—1971）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编写者、第一位撰写中国矿产志的中国学者、中国第一张着色全国地质图的编制者、中国第一位考查地震灾害并出版地震专著的学者、第一份《中国矿业纪要》的创办者之一、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会议的地质学者、第一位系统而科学地研究中国山脉的中国学者、第一位对中国煤炭按其化学成分进行分类的学者、燕山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岩浆活动和金属矿床形成理论的首创者、开发中国第一个油田的组织领导者。
这么多的“中国第一”，在现代学术史上极为罕见。遗憾的是他后来并没有沿着学术的道路走下去，而是选择了一条弃学从政的道路。翁文灏为什么会有如此选择呢？这还要从头说起。
一、家世出身
翁文灏字咏霓，出身于浙江宁波一个富裕的绅商家庭。据说翁家祖上最初以种田撑船为生，后来逐渐涉足商业，到了翁文灏高祖时，其家业开始兴旺起来。翁的曾祖父也善于经商，把生意做到了杭州和上海。但是在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商人是不入流的，于是他的祖父翁运高走上了科举之路。
翁运高擅长诗文，才华卓著，是同治年间举人、宁波一带名士。受家庭的影响，翁文灏之父翁传洙也好义疏财，兴趣广泛。有一次，翁传洙购买一艘小火轮，自己驾驶去上海游玩，玩腻了便分文不取送给朋友。在那汽车尚未进入中国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玩游艇了。据说正因为如此，翁家也摆脱不了“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开始走上“下坡路”。
翁文灏6岁生日那天，他的母亲因夫妻关系不和而自寻短见。好在继母进门后对他视如己出，督促学习，催其上进，这对他的成长非常有利。翁文灏13岁的时候参加县试考中秀才，被人们视为神童，在当地传为佳话。
第二年他参加乡试却未能中举，也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不久，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他考入上海震旦学院，在那里学到许多科学文化知识和社会变革理论，这一年他17岁。
1908年，19岁的翁文灏参加浙江省官费留学生考试，获得赴比利时留学机会。他起初想学铁路，后来进入著名的鲁汶大学攻读地质科学，最终获理学博士学位。
二、留学归来
翁文灏1913年学成回国后，适值丁文江在北京创办了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他担任地质研究所讲师，并将全家接到北京。1918年，丁文江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他代理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当时翁文灏家里人多，政府又经常欠薪，所以生活比较困难。这时他的表兄李思浩正好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劝他去税务部门当官。李说：“这个差使奉公守法的人一年也有六万元的好处，你去一年先把生活问题解决了，再回来做科学工作不迟。”但是翁文灏对李说：“谢谢你的好意，我和生活很简单，用不着这许多钱的。”（《翁文灏年谱》第29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1922年2月，中国地质学会成立，翁文灏当选为副会长。同年8月，翁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赴比利时出席第13国际地质学大会，并当选为该会副会长和评议员。回国以后，翁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大总统黎元洪亦因此而颁布嘉奖令。
1924年1月，翁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随后，他以《中国山脉考》、《中国地理学中的几个错误的原则》、《中国地势》（与人合作）以及《中华民国新地图》等著述奠定了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与此同时，他还在中俄边界勘察、西部石油开发等领域做出重要的贡献。
除此之外，翁文灏还创立了“燕山运动”理论，并主持了周口店发掘工作。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在《翁文灏先生与北京猿人之发现》（未刊稿）中说：“翁文灏作为地质调查所所长，自始至终，从宏观上组织领导周口店的发掘、科研工作，调动老中青专家的积极性，团结不同国籍、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长期相处，密切合作，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并为同一目标而努力奋斗。以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功劳并不在步达生、杨钟健、裴文中之下。”（同上，第62页）。
三、庐山讲学
1929年，翁文灏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之邀，组织创办了清华大学地理学系并兼任系主任。1931年6月，清华大学校长吴南轩因学潮被迫辞职，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翁文灏为代理校长。在此期间，他为清华破格录取了文科成绩很好但理科成绩极差的吴春晗（后改名吴晗），成为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但是，因为个人志趣始终在地质科学方面，所以他很快就辞去清华大学校长职务。
“九一八事变”以后，翁文灏与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人共同创办《独立评论》并发表许多文章。这些文章涉及科学普及、资源开发、民主宪政和收复失地等诸多方面。在谈到制度问题时，他推心置腹地对年轻人说：“……无论信仰什么主义或采取什么制度，都要用好好的人去好好的做。政者正也。无论什么制度，其最重要的目的只在有法子使好的有能力的人能够上去当政，不行的或不相宜的能够和平的下来。”（《独立评论》第十五号，第三页）这与当年胡适倡导的“好人政治”基本一致。
1932年夏，翁文灏应蒋介石之邀赴庐山讲学，这成了他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当时蒋提出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的设想，该会隶属于参谋本部，由蒋介石亲自任委员长，翁文灏任秘书长，钱昌照任副秘书长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据钱昌照说，这个主意是他提出的，他认为“国防设计应该是广义的，其中包括军事、国际关系、教育文化、财政经济、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土地及粮食和专门人才的调查等部门。”（《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四卷，第250页）由此可见，这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垄断机构。
四、遭遇车祸
尽管翁文灏答应了蒋介石的邀请，但是他仍然把许多精力放在地质调查方面。1934年2月，当他得知浙江长兴发现石油矿苗时，便乘南京开会之机前去考察。不料在考察途中因司机驾驶不当遭遇车祸，让他险些丧命。
这场车祸震动了政学两界，蒋介石电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组织抢救，胡适也致函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对翁文灏的情况表示强烈担忧。随后，胡在《独立评论》上借用朋友的话说：翁文灏是人间稀有的天才，“是五十万条性命换不来的！”（《独立评论》第九十号，第二十页）
有人看到这种说法，怀疑他们是“台里喝彩”、“互相标榜”。为此丁文江以《我所知道的翁咏霓》为题，对翁的简朴生活和高尚人格作了介绍。在此基础上，丁文江还满怀深情地写道：青年的读者！有人告诉你，“社会是万恶的”，“社会上没有好人”，你不要相信他，因为翁先生就是一个极好的反证。
有人告诉你，环境是不可抵抗的，人是环境的产物，你不要相信他，翁先生早年的环境是一个十足的纨绔，……然而他从没有因此而志气颓丧，或者因为室家之累而放弃他的为学与做人之道。足见得肯努力的人可以战胜环境。
有人告诉你，非会得吹牛拍马不能在社会上立足，你不要相信他。翁先生是最不会吹牛拍马的人……
有人告诉你，社会没有公道，朋友没有真心，你不要相信他。这一次翁先生受了伤，许多和他交情很浅而且没有利害关系的人都纷纷的打电报写信探问他的病状……
由此看来，中国现在的“世道人心”并没有比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坏。青年的读者，希望你们把翁先生做模范，努力来建设簇新的国家！（《独立评论》第97号）
从这篇文章中不仅能看出翁文灏的人格风范，还能看到当时社会的基本情况。
五、弃学从政
就在翁文灏养病期间，国防设计委员会改隶军事委员会，并更名为资源委员会，成为主管全国重工业建设的部门。1935年，蒋介石接替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邀翁文灏担任该院秘书长。大概是基于蒋对自己的知遇之情和救命之恩吧，他欣然接受。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经过重大改组，将资源委员会划归经济部，翁文灏担任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钱昌照任资委会副主任委员。
对于钱昌照这个人，沈怡和张慰慈都有评论。沈怡是钱的妻兄，他早年在德国专攻水利，回国后进入政界，担任过交通部次长、大连市市长、南京特别市市长等职。晚年他在谈到自己的这位妹夫时，讲了四点长处：一是聪明过人，二是善于学习，三是知人善任，四是颇有魄力。与此同时，他还讲了钱的若干短处，其中最要命的是少年得志，目中无人。另外，沈对翁文灏的印象是“学问、道德、操守，在在令人尊重，只是他有一个缺点，即气度狭窄，疑心病很重”（参见《沈怡自述》第188-189页，台湾传记文学社出版社民国七十四年出版）
张慰慈既是胡适的好友，又是著名的政治学家。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在资源委员会担任购置室主任，因为不满意钱昌照的作风而想辞职。所以他在1938年底写信对胡适说：在所谓抗战时期，决不是我们讲建设的时候，因为所谓厂矿决非立时立刻可以办得起来，等到办了一半停止，不是前功尽弃，白费金钱？但乙藜（钱昌照字）先生一类人物只晓得海阔天空，乱吹乱唱，今天办这样，明天办那样，至于怎样去办，办了以后又有怎样影响，他们毫不计及，到了今年秋天，湖南湖北江西等处的厂矿就拆的拆，搬的搬，毁的毁，不晓得白费了多少金钱。可是经过了这样的教训以后，他们还是不能觉悟，照样的要买这样，买那样，还是大刀阔斧的去干。但我却不愿意把有用的金钱由我的手里白花出去，所以借了另外一个题目，打了几个电报向资源委员会辞职。（《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92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
他还说：“咏霓是一个极好的好人，但胆子太小，气量不大，很不容易有作为。我想他对于资源委员会的事务，很不满意，不过他没有办法，只得听之而已。”（同上）
六、背负恶名
1944年，翁文灏的次子翁心翰在驾驶飞机袭击日军时不幸牺牲。《大公报》就此事对翁文灏作了专访，翁说：“本来作战就是危险的，报国心切的人，在作战时死的机会更多。”该报认为“这伟大的父亲用大义驱除了‘丧子之痛’的悲哀。”（《翁文灏年谱》第310页）
1945年5月，翁文灏被推举为行政院副院长、国民政府委员，1947年4月他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再度担任资源委员会领导职务。他这次返回资源委员会，大概与傅斯年炮轰宋子文以及钱昌照的辞职有关。
1947年1月，著名学者傅斯年在《世纪评论》和《观察》连续发表文章，炮轰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资源委员会号称办理一切重工业。这样发达的国家资本，我们应该几乎要成社会主义国家了，然而内容大大不然。糟得很多，效能二字谈不到的更多。譬如两路局，资源委员会等，你不能说他贪污。但无能和不合理的现象更普遍。推其原因，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僵冻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循环不已，照道理说，国家必糟。（《观察》第二卷第一期，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一日）
傅斯年还说：宋子文“有时仿佛像是有政策的”，但“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因此他所谓国营，不过是“宋营”。在这种情况下，资源委员会所属各单位又都是“无办法，或非赔钱不可的”，因此他所谓国营，不过“是‘国赔’而已”（同上）。
对于翁文灏和钱昌照，胡适在1954年曾借用朋友的话作过如下评论：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包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第二三七四页，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民国73年版）
七、上台下野
1948年6月，翁文灏应蒋介石之邀，出任政府行宪后第一任行政院长。对于这件事，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写道：“翁被承认在经济事务和个人正直方面是合格的，但他没有力量，没有私人追随者。……我们认为，翁将发现他本人处于不愉快的地位，在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的委员长和难以对付的立法院之间，他将无可奈何。”（《翁文灏年谱》第334页）
上任之后，翁文灏推出由金圆卷取代法币的金融改革方案，试图以行政手段控制物价，结果酿成大乱，从而使他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这一年年底，中共公布战犯名单，翁文灏名列其中。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以后，翁文灏应代总统李宗仁之邀，担任总统府秘书长。同年5月，李宗仁与中共和谈失败，眼看大势已去，改朝换代不可避免，翁文灏辞去秘书长职务避居香港。随后，在中共宣传的影响下，他写信与长子翁心源联系，打听返回大陆的可能性。
翁心源是著名的石油管道运输专家，当时任上海石油公司工程室主任。由于该公司已经被中共接管，所以他把父亲的愿望通过军代表向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等人作了汇报。就在这时，陈诚也从台湾发来电报，邀请翁文灏前去“襄理政务”。据说是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翁文灏没有答应，而是前往法国避难。这一年，他正好60周岁，已经是一位花甲老人了
八、晚年境遇
到了法国以后，他通过老朋友邵力之和老部下孙越琦继续打听返回北京的可能性。周恩来得知此事以后表示欢迎，并希望他途经苏联回国，但他还是选择从香港入境。翁文灏作如此选择，不知是不是接受了冯玉祥在苏联境内遇难的教训。
1951年3月初，翁文灏经香港、澳门回到北京的消息，在国际社会激起巨大波澜，这件事被视为中共统战工作的一大胜利。随后，有关部门给他送来一大堆毛泽东著作，让他通过学习，深刻认识自己的“罪恶”。对于这种说法翁文灏无法接受，他认为自己只是犯了“错误”。经过一段学习，特别是参阅了冯友兰、王芸生、费孝通、吴晗等人的检讨，他以《反省以往错误回到人民中间》为题，写了12000字的文章进行检讨。但是有关方面拒绝接受。又经过5个多月的反反复复，翁文灏才以“向人民请罪”的态度，勉强通过统战部门的审查。
1953年底和1954年初北京市选举人民代表的时候，翁文灏收到一张选民证。但是没过多久，街道干部又收走了这张选民证，这意味着翁文灏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他到处申诉，最后北京市委负责人刘仁派人对他说：“翁文灏于1948年列入战犯，归国情况与傅作义、程潜有所不同……不能给予选举权。”（《翁文灏年谱》第374页）
1954年，他的文章《沉痛追溯我的反动罪状》同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等报刊发表。这一年，他还被安排发表对台广播讲话，号召去了台湾的人要当机立断，弃暗投明。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考验，翁文灏终于在这一年年底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
1957年整风运动期间，翁文灏发现“风气已大变，鸣放之风已根本停止”，遂保持沉默，不再发表意见（同上，第386页）。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已经是77岁高龄。红卫兵抄家批斗，让他难以承受。无奈之下，儿子翁心源只好向总理办公室求救。随后，翁心源本人也无法自保，于1970年在湖北潜江石油部五七干校时，因难以忍受无休止的批斗而溺水身亡。面对如此惨痛的人间悲剧，翁文灏再也无法承受，于1971年1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早在30年代初，著名的《东方》杂志曾以《梦想的中国》和《梦想的个人生活》为题，组织了一次大型征文活动。胡适在谈到《梦想的中国》时颇富想象力地写道：“话说中华民国五十七年（公元1968）的双十节，是那位八十岁大总统翁文灏先生就职二十年的纪念大典，老夫那天以老朋友的资格参预那盛大的祝典，听翁大总统的演说，题目是《二十年的回顾》”。
令人遗憾的不仅是胡适未能活到那一天，更重要的是到了1968年的时候，这位曾经令人尊敬的80老翁，正在文化大革命中忍受着生不如死的煎熬。
翁文灏去世以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他的骨灰“可以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内”（同上，第401页）。但是家属坚决不同意这样做，所以他们最终选择了北京的万安公墓。
（该文收入拙著《赛先生在中国——18位著名科学的人生侧影》，这本书经罗人智先生编辑，于2017年10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202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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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老智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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