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阎长贵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谈过这件事情。他说：“有一次，江青走进我的办公室里，到我的书架跟前查看，看到书架上有一本精装的《宋庆龄文集》，就拿下来摔到地上，用脚踩。她知道宋庆龄在解放初时曾托人问候过我，就故意在我面前这样做，简直就像发神经。”
嫉妒和忌恨是丑恶的人性。这种人性在女士中往往表现得比较明显。江青作为女人就是这样。嫉妒和忌恨有个前提，就是地位相同或接近。据我看，在中国江青最嫉妒和忌恨有两位女士，一位是王光美，一位是宋庆龄。宋庆龄是从前的国母（孙中山夫人），王光美是当时国家元首刘少奇的夫人，论起来，她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地位，绝对“应该”低于身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但到文革前为止，江青反而从来没有享受过像宋庆龄和王光美那样的在公众面前耀眼的荣光，所以她非常嫉妒和忌恨。文革中，江青有了权力，她就要发威、逞凶、施虐。现在我们就来谈谈江青在文革中嫉妒和忌恨王光美与宋庆龄的一些情况。
王光美以国家主席夫人的身份，于1963年夏天第一次陪同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东南亚几国，这作为国家外事活动，是很正常的。出国路过上海，在一次舞会上，王光美见到毛主席，问他给在上海的江青带不带信。毛主席托她给江青带去一封信。在上海江青几次约见王光美，除了谈文艺界的这种或那种情况外，还就她出国着装提出建议。王光美没有接受江青的意见，出国访问时还是按自己的意愿和国际礼仪变换服装。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对此，江青是十分不满的。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身份呼风唤雨，对她过去的“仇人”或不满的人一一实行报复，王光美的遭遇就是江青报复的一例。
1967年4月初，我对清华大学策划批斗王光美等人的大会，事前毫无所知。就在这个会召开前两、三天的一个深夜，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刚刚开完，江青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叫到钓鱼台十一楼她的住处。不一会儿王力和关锋回到十六楼办事组住地，他们把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叫到小会议室，向他布置一项紧急任务，并要他立即执行——而这时已经是午夜了。
关锋向他交代说：听说，最近几天，清华要召开批斗王光美的大会，清华的造反派学生要在批斗会上给王光美戴什么木制的一串项链，这样不太好，要讲政策嘛！你现在马上去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传达我们的意见：王光美前几年出国访问时，不是穿着漂亮服装吗？为什么不可以叫她穿上出国时穿的旗袍，戴上草帽和珍珠项链参加批斗会呢？这正好还她以本来面貌！你去传达这个意见，尽量说服她们不要戴木头制的项链，叫王光美穿上出国时的那套行头参加批斗会。关锋强调：跟他们传达这个意见时，不要说这是谁的意见，我们只是给他们提出建议，叫他们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来。关锋接着说：这件事不能叫蒯大富来办，他不大听招呼，办事也不牢靠。他对王力说，清华大学井冈山勤务组的潘某某，这个女青年很注意掌握政策，办事又认真负责，通过她向井冈山总部提出来比较好。王力点头。关锋对王广宇说，你马上就去清华找小潘，这件事要注意保密。
关锋急如星火，叫王广宇马上去清华，这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左右了。他只能照办，立即要车去了清华。深夜的清华大学校园一片寂静，空无一人，学生都在宿舍熟睡，去哪儿找小潘？他又不知道宿舍，特别是女宿舍在何处？为难时他正好发现了一间亮着灯的屋子，找到几个学生，让他们把他带到井冈山总部办公室，又由办公室值班的同学到女生宿舍找来了小潘，王广宇告诉她有紧急事对她讲。小潘把王广宇带到另一个小办公室，他原原本本地向小潘传达了关锋的话，但他没说关锋的名字，当时也没有别人在场。小潘认识王广宇，知道他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小潘一再向王广宇解释：我们总部并没有主张给王光美戴用木制的项链，我们是把乒乓球串起来做成的“项链”，这并不重，不会伤着她。王广宇再三叮嘱她，向总部勤务组提出让王光美穿出国服装问题，千万不要说这是中央文革的意见，就以她个人的名义提出。小潘表示一定照办，并答应保密。
第二天上午，小潘给王广宇打来电话，她说井冈山兵团总部同意了她的提议，但王光美的衣服在她家里，怎么才能取出来呢？王广宇去问关锋，关锋说，王光美家里的东西需要周总理批准才能取，让小潘直接去请示周总理。
就在当天晚上，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接见某省两派代表。会前，周总理和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已经先到，在安徽厅旁边的休息室等候开会。事先王广宇与小潘约好，叫她当晚到人民大会堂找周总理。小潘按时到后，王广宇叫办事组会务组的周占凯把小潘带到休息室。
小潘到休息室找到周总理，提出要在清华大学开的批斗会上给王光美穿出国的服装和配饰，当然也说了几条理由，如群众的要求，不算武斗，还她“本来面貌”之类。周总理开始时不赞成这么做，认为用这种方式让她参加批斗会不好。小潘一再申明这是群众的“要求”，坚持要给王光美穿出国的衣服。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纷纷表示支持这个“要求”，周总理无奈，只好同意让小潘等人去王光美家取她出国穿的衣服和行头。周总理最后说：“你们一定要坚持给她穿，能给她穿上就穿吧！”
江青的这一手十分阴险，把她的报复行动经过周总理同意合法化了。江青对她自己的小儿科把戏很得意，开批斗会那天一大早她的女儿肖力（李讷）就出现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江青还指使新闻电影制片厂派人去现场拍摄批斗王光美等人的新闻纪录片。同时，在批斗会那天江青还叫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去看看。中央文革办事组只好派车把她的警卫员、护士和服务员等四五个人送到清华去看热闹。王广宇随着江青工作人员一起去了清华，也想看看给王光美穿出国服装落实的情况。当他们到达清华时，批斗大会已经开始，30多万人的会场他们这些人也进不去，只能在会场后边的空场，看了一会。果然王光美出场时两个红卫兵扭着王光美的双臂，穿着紧身的旗袍，戴着洋草帽，挂着乒乓球制作的项链，并强迫她做“喷气式”接受群众批斗。
关锋叫王广宇找小潘传达这个“主意”时，没有提到江青，只强调说：“不要说这是谁的意见。”但王广宇推测这是江青的主意，理由是：一、王力、关锋是从江青那里回来后马上向他交代任务的，而且急如星火，不能隔夜，要连夜办妥。
二、据他的观察和了解，以王力、关锋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地位，他们没有这个胆量干这种事，因为这是对国家主席夫人采取丑化和侮辱行动；如果顶头上司江青或陈伯达有不同意见他们承担不了；别说王力、关锋，就是陈伯达当时也不敢独自出这个主意。不言而喻，王力、关锋是奉命传达江青的黑指示。
三、肖力在批斗会召开那天一大早就去了清华，这时她已经从中央文革办事组调解放军报社工作了，她去清华显然是领受了她妈妈江青的旨意。
四、江青指示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去清华大学看批斗王光美的热闹，这不正反映着她的阴暗心理吗！？
五、江青没去参加批斗会，可就在当天晚上迫不及待地在钓鱼台十七楼放映厅看了批斗会现场纪录片。
基于以上几个理由，王广宇断定丑化和侮辱王光美的阴谋出自江青。最近看到王光美的访谈录等书籍和文章里也谈到这件事的历史背景：1963年夏王光美随刘少奇主席出访前，曾在上海见江青时谈到了出国着装问题，王光美没有采纳江青的意见，这就种下了江青怀恨王光美的种子，江青得势后就进行报复。
关于这件事情，我在关锋生前曾问过他。我问：“批斗王光美时给她穿上出国服装是不是江青的主意？”关锋不好意思而又含含糊糊地说：“可能吧！”。关锋虽然闪烁其词，隐去了他布置的情节，但他实际上是承认了这件事是江青的主意的。
这里顺便说一下，王广宇还告诉我，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勤务员小潘的情况。小潘当时仅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学生，文革开始时，曾和蒯大富等一起造过工作组的反，后来被选为勤务组成员。小潘多次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接见，在会上的发言很“得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特别是关锋很欣赏她，认为她讲道理，处理问题踏实，关锋之所以叫把这件事交给小潘去办，而不交给蒯大富，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小潘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勤务组会上就是以她个人名义提出给王光美穿出国服装的，一直没有透露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意，甚至连蒯大富也蒙在鼓里——据说，不久前蒯大富还仍然认为这是小潘的主意。在这件事情上小潘没有什么责任，她不过和我一样是那个疯狂、邪恶年代的受蒙蔽者而已。
最后补充一点，王广宇还告诉我说，这件事，他作为江青、关锋旨意的传达者，应当说是“罪责难逃”，说句良心话，就在我传达指示的当时，也并不认为江青用这个办法报复王光美是正当的，至少是不符合“对敌斗争”的政策；在那种形势下，我所处的地位，只能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下面，我再谈谈于江青嫉妒和忌恨宋庆龄的情况，其最突出的，就是江青激烈反对出版《宋庆龄选集》的事情。
196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一百周年诞辰。该月上旬的一天，戚本禹从江青住的钓鱼台11号楼回到16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住地），跟我说：应该找哪个学校的红卫兵到人民出版社去造反，质问他们纪念孙中山诞辰，为什么要出《宋庆龄选集》？戚这样说了一下，但并没认真责成我去做。当时诸事繁杂的我也就没有“贯彻落实”。幸亏这件事没有去做，如果去做了，不论对戚本禹还是我，都是又一桩孽债。戚这样说，肯定是传达的江青的意思。江青为什么要出这样的损招？我认为，这是她出于嫉妒和忌恨宋庆龄的阴暗心理。
关于这件事，其情况是这样的：人民出版社为了纪念孙中山百年华诞，重印了1956年初版、宋庆龄题签书名的两卷本《孙中山选集》，同时出版新编选的周恩来题写书名的《宋庆龄选集》。出版社将这两部书各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每人一套。11月初的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16楼开会，办公室趁机发书。当工作人员刚把《宋庆龄选集》放到江青面前时，她一眼看到封面上的书名，就像发了疯一样伸手把《宋庆龄选集》扔到地板上，抬起双脚践踏。江青一边用劲踩，一边喋喋不休地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哼！”同时，咬牙切齿地咒骂宋庆龄。（参见陈延一《宋庆龄全传》青岛出版社1996年版，第496页；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第2版，第335页）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谈过这件事情。他说：“有一次，江青走进我的办公室里，到我的书架跟前查看，看到书架上有一本精装的《宋庆龄文集》，就拿下来摔到地上，用脚踩。她知道宋庆龄在解放初时曾托人问候过我，就故意在我面前这样做，简直就像发神经。”（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08页）经查证，1966年人民出版社出的是《宋庆龄选集》，不是《宋庆龄文集》。江青在这件事情上歇斯底里，确如陈伯达所说，“简直就像发神经”！
江青为什么对出版《宋庆龄选集》这样歇斯底里和“发神经”，深刻原因和远因，我们姑且不去探索，最近和直接的原因，很可能是文革开始不久，即红八月“扫四旧”和“打、砸、抢、抄、抓”过程中（或之后），江青奉毛泽东之命，去向宋庆龄解释文革，宋向江青说了令江青（和毛泽东）不满的话引起的。宋庆龄究竟说了什么令江青不满的话？据说，江青到宋庆龄住所，经过简单的寒暄，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文革的兴起和“伟大意义”。当江青夸夸其谈地一味吹捧红卫兵时，宋庆龄忍不住打断了她的谈话，说道：“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江青听到宋庆龄这样指责和批评红卫兵，态度一下子变得冰冷，感到受了“侮辱”。（参见陈延一《宋庆龄全传》青岛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页）众所周知，当时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受到最高领袖的热烈和高度赞扬，江青也称红卫兵为“小太阳”，江青对宋庆龄指责和批评红卫兵，显然，是不能接受和容忍的。
总之，不管什么原因，江青如此激烈地反对出版《宋庆龄选集》，即她这样报复宋庆龄，是她权令智昏、公报私仇的丑恶政治品德的突出表现，也是她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某些女性负面心理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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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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