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邢小群
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路线图，其实是由吴晗而彭真，由彭真而刘少奇，无意伤及郭沫若。但对于郭沫若来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郭沫若虽再不提辞职之事，但对自己的作品来了个全盘否定。这种说法正合毛泽东的心思。当康生让人大秘书长连贯将记录稿送毛泽东时，毛立即指示公开发表。以《向工农兵群众学习 为工农兵服务》为题，登在4月28日的《光明日报》上。5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京剧《海瑞罢官》的独特历史地位，并非因其艺术成就之高，而是因为姚文元对它的批判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海瑞本是一个明代的官员，历任知县、州判官、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尚书丞、右佥都御史等职。他正直刚毅，为政清廉，职位低下时敢于蔑视权贵，做了高官仍直言敢谏，冒死上疏。他抑制豪强，安抚百姓，以清官的美名流传于世。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说，海瑞写给皇帝的信，意见很尖锐，那是很不客气的。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高明多少。毛泽东号召干部要有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还提出要找研究历史的人写宣扬海瑞的文章。胡乔木将毛泽东讲话的精神转告明史专家吴晗。吴晗本是民盟左派，共产党员，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他很快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看到后，又请吴晗创作了剧本《海瑞罢官》，由北京京剧团于1961年上演。1962年3月，江青看了这出戏，认为政治倾向有问题，想找李希凡写批判文章，没有得到响应，又去上海找人，得到上海市委领导支持。1965年3月，上海市委分管宣传的书记张春桥，确认毛泽东支持此事，找来姚文元面见江青，并从复旦大学调来朱永嘉协助。他们的批判文章写了半年，七易其稿，毛泽东亲自看了三遍，上海市委决定在1965年11月10日由《文汇报》发表，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人说，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i]
从此，批判吴晗的鼓声一阵紧似一阵。此事也惊动了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郭沫若曾于1960年观看川剧《大红袍》，作七律一首：刚峰当日一人豪，克已爱民藐锯刀。
堪笑壅君如土偶，竟教道士作天骄。
直言敢谏疏犹在，平产均田见可高。
公道在人成不朽，于今犹演大红袍。[ii]
并有注释：《大红袍》即《海瑞传》，海瑞号刚峰先生。明史传称海瑞主张恢复井田制，不得已则当限田，再不得已亦当均税。此人在当时颇得民心。
1961年2月，郭沫若到海口参观海瑞墓，又作诗称赞海瑞：“我知公道在人心，不违民者民所悦。史存直言敢谏疏，传有平产均田说。”[iii]
郭沫若这样评价海瑞，和史学界及民间的主流看法并无不同。但到1966年初，赞扬海瑞就等于为彭德怀翻案，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于是，郭沫若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党委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信，说：劲夫同志：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您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
敬礼
郭沫若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张劲夫收到这封信后，马上于1月31日下午4时去郭沫若家看望。他对郭沫若说，信已收到，感到兹事体大，已将信送给定一同志，并请定一同志转中央。是否由于我们工作有缺点，使郭老感到有负担，请郭老告诉我们，以便努力改正。因为聂总在广州休养，我托聂总秘书将郭老信的内容转报了聂总。这时聂总秘书正由广州打电话来，要我将聂总的话转告郭老。聂总说，他得知郭老的信，感到有点惊讶。如果是科学院的工作同志工作中有缺点，对郭老尊重不够，望郭老不用客气提出来，务必改正。
郭沫若对张劲夫说：我写信决不是聂总和你说的原因，而是从最近批判“海瑞罢官”等问题，感到自己问题也很多。我自己感到是一潭臭水，只是盖子未揭开，一揭开盖子，问题是很多的，继续担当这些职务，怕影响不好，于心很不安。过去我也曾经提过，最近经过一再考虑，所以写这封信，主要是自己感到惭愧。我连现在住这样的房子也感到不安，有时想到是否让我下去锻炼锻炼，当一个中学教员。
张劲夫说：郭老著作中的一些问题，与吴晗等人的问题，根本性质不同。
郭沫若说：我的问题是与吴晗不同，吴是借古讽今，我是借古颂今。如《武则天》中的裴炎，我是影射彭德怀的。不过我仍是感到问题不少。比如学雷锋、王杰，要言行一致，我在有些问题上就不够言行一致。党对我这样重视，担任这么多职务，有时总感到不安，怕影响不好。中央指示要大力提拔新生力量，是否提拔年纪轻一些的人来担任更好。
张劲夫说：有些领导职务，要考虑国内国外的影响。
郭沫若向张劲夫谈了历史学界几年来的情况，说许多事情当时并不清楚，接下来尹达同志向我反映了，我才比较清楚。阶级斗争确实很尖锐，很复杂。他还把尹达的文稿《史学遗产与史学革命》及自己写的《批判海瑞与思想改造》拿给张劲夫看。张劲夫和郭沫若商议，最近要开党委扩大会，郭沫若说：因听觉不便，有些会不能参加，对会议文件一定要参加讨论。[iv]
郭沫若要求辞职，在高层激起了道道连漪。
姚文元文章上纲高，火力猛，逻辑蛮横，不但让吴晗百口莫辩，也让郭沫若望而生畏。郭沫若提出辞职，正好成为分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人向中央表达困惑的契机。
当时中央分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机构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康生、周扬、吴冷西。下设学术批判办公室，主任是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据龚育之回忆：1月29日，许（立群）把林（涧青）和我找去，说，于光远送来郭沫若的一封信，是郭交给张劲夫的。……
许说，他已经向彭真报告了这件事情。
许还说，郭老都很紧张了。这件事很重大。估计郭老可能读到统战部的《零讯》和《光明日报情况简编》。这两个内部材料，都反映了一些人主张批判郭老的《武则天》、《蔡文姬》。听说，郭老还写过两首关于海瑞的诗。春节前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人向郭老汇报工作时，曾说过历史学方面的学术批判，还要扩大发展下去。春节的科学院团拜和政协常委团拜，郭老都不愿坐到主席台上去。他可能担心也会在报刊上被公开批判，因而先提出辞去有关职务。于光远建议，最好由中央负责同志找他谈一下，向他交底，把学术批判中不在报刊上公开批判郭老的底交给他。
许要我们详细查查《零讯》、《光明日报情况简编》和其他一些内部反映，我们很快摘出了《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这个材料，其中提到一些报刊已收到批评郭沫若的《武则天》等剧本的文章。也找到了那两首诗。许修改了材料，在重要处加了黑体。
许立群一直担心批判牵扯过众，扩大过多。就此给彭真写了一封长信，在表示要贯彻毛泽东批判海瑞罢官的意见同时，提出了如何把握政策的问题，并有七个附件。其中第四个附件就是《关于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的汇报》。彭真收到信后，于2月1日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陆定一、吴冷西阅。5日，毛泽东批给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田家英一行乘飞机到武汉东湖，面见毛泽东，由许立群当面汇报。事后，许立群告诉龚育之，毛泽东同意了他和姚溱起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毛泽东只有两点意见，一个是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政治结论，一个是不要批评郭老和范老，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作一点自我批评好。
许立群当时就把《汇报提纲》里涉及郭老、范老的两句话删了。[v]所以形成文件的《汇报提纲》没有涉及郭沫若。
这个《汇报提纲》就是有名的“二月提纲”。2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下发。彭真、许立群他们的初衷是想用这个提纲把批判运动约束一下。但这个《汇报提纲》引起了上海方面和关锋等人的反弹，并得到毛泽东支持。于是，中央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宣布撤消《汇报提纲》，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彭真、陆定一等人被打倒，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路线图，其实是由吴晗而彭真，由彭真而刘少奇，无意伤及郭沫若。但对于郭沫若来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毛泽东说郭沫若作一点自我批评好，郭沫若自然不敢怠慢。4月14日，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次会议，新任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郭沫若听后即席发言：“石西民同志的报告，对我来说，是有切身的感受。说得沉痛一点，是有切肤之痛。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数字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我自己作为一个党员，又是一个什么家，眼泪要朝肚子里流。我虽然已经七十几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就是说要滚一身泥巴，我愿意；要沾一身油污，我愿意；甚至于要染一身血迹，假使美帝国主义要来打我们的话，我向美帝国主义分子投几个手榴弹，我也愿意。”[vi]
郭沫若虽再不提辞职之事，但对自己的作品来了个全盘否定。这种说法正合毛泽东的心思。当康生让人大秘书长连贯将记录稿送毛泽东时，毛立即指示公开发表。以《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服务》为题，登在4月28日的《光明日报》上。5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郭沫若的文章发表以后，在国内外引起连锁反应。日本一些作家认为郭沫若受到很大压力。苏联《文学报》也全文刊载，有幸灾乐祸之意。在1965年7月4日的亚非作家会议上，郭沫若作了辩解：“我说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前所写的东西没什么价值，应该烧掉。这是我的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但我这话传播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有不少朋友对我表示深切的关怀。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它们有意歪曲我的发言，籍以反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
现在看，郭沫若4月14日的发言未尝不是源于恐惧心理。身为作家学者谁愿意把自己一辈子的文章说得一无是处？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与其落个吴晗的下场，不如自己先说点过头话，过了这一关再说。这种做法固然出于无奈，毕竟在当时为极左思潮助长了声势，也为后来留下了一个话柄。
[i]《龚育之访谈录》，第28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
[ii]冯锡刚：《郭沫若晚年岁月》第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iii]冯锡刚：《郭沫若晚年岁月》第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iv]陈明远：《追念郭老师》，《新文化史料》1982年第4期。
[v]见龚育之：《在漩涡的边缘》第56、6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
[vi]冯锡刚：《郭沫若在1966年》，见丁东编：《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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