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民当心！ #中国 “神秘群体”可能高达1500万人

2024年2月25日星期日

草民当心！ #中国 “神秘群体”可能高达1500万人

除去保密的国安人员外，根据公开资料，中国的公安人数大概在200多万人，其中负责国内监视的政治安全保卫人员预计在6至10万人。这和东德秘密员警斯塔西占人口的百分之一相比相形见绌。然而，和东德不一样的是，中国有一批有偿和无偿的“举报人”，根据公开资料，这一人数可能多达1500万人左右，占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这些公民可以监视他们的同事或邻居，并且由于他们的参与是通过强制或利诱来确保的，因此维持他们的成本并不高”。

一、裴敏欣：中国的监控系统始终靠的是庞大的人力组织

从建立互联网（网络）防火墙开始，中共当局对于数字极权体制的建立就从未停止过脚步。为此，中国开发出了一整套监控技术，甚至还出口到其他专制国家。这引起了世界民主国家的担忧。

然而，美国政治学家裴敏欣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文，指出中国监控系统的可怕之处不在于技术的先进，而技术也不是万能的，其成功之处在于“劳动密集型”的人力监控网络。如果没有“数百万的线人或者间谍”，中国的监控系统无法运转下去。他还表示中国监控能力的快速增长，其实是缘于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使得政府有充足的财政资源可以支撑起这一监控网络。

首先，作者为国内的安全系统算了一笔帐。他指出仅在2022年，包括“公检法”在内用于国内安全方面的支出大概在1.44万亿元人民币左右。2016年，中国推出了“锐眼”监控系统，包括监控摄像头（镜头）、人脸识别技术在内。

不计算人力成本和运维成本，该系统仅仅在硬体和安装上就花费了3000亿人民币。而这在中国经济崛起之前是不可想像。之前，中共当局由于缺钱使得“中共维持庞大国内安全部队的能力”遭到了大大的限制，绝无可能维持现在这样强大的监控网络。

此外，他表示中国正规的监控员警实际上也并不充足。他指出，除去保密的国安人员外，根据公开资料，中国的公安人数大概在200多万人，其中负责国内监视的政治安全保卫人员预计在6至10万人。这和东德秘密员警斯塔西占人口的百分之一相比相形见绌。然而，和东德不一样的是，中国有一批有偿和无偿的“举报人”，根据公开资料，这一人数可能多达1500万人左右，占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这些公民可以监视他们的同事或邻居，并且由于他们的参与是通过强制或利诱来确保的，因此维持他们的成本并不高”。

裴教授指出，在中国建立先进的监控技术之前，庞大的监控网络就已经出现，现在仍然在运行。具体的手段包括两种，第一种是在机场、火车站和酒店等地进行监视（官方称为“阵地控制”），另一种则是对异议人士建立黑名单，长期监视，作者估计人数在“390 万至 770 万”之间。

裴教授认为，监控技术的进步大大提高了传统监控方式的效率。然而，他也指出，无论技术多么先进，最重要的还是中共当局的组织能力，即人力监控网络。

草民当心！中国“神秘群体”可能高达1500万人中国有一批有偿和无偿的“举报人”，由于他们的参与是透过强制或利诱来确保的，因此维持他们的成本并不高。（美联社）

最后，他认为中共当局的监控技术现在面临挑战，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经济下行会冲击到整个系统的方方面面。一方面，经济下行会导致更多人不满中共当局统治，给安全系统增加负担，另一方面，经济下行也会导致财政资源不足，难以支撑该系统。对此，裴教授给出了比较悲观的预测，他认为一旦这种监控系统的软镇压失败，那么中共当局可能采取更加严厉的“硬镇压”。

二、公民实验室：上百家中国网站冒充当地新闻媒体，宣传亲中内容

去年10月，意大利报纸《Il Foglio》曾发文揭露了一个来自中国、六家网站组成的“小型宣传网络”。该网络并未依法在意大利注册为媒体，但却冒充该国本地媒体，大肆宣传“亲中内容”。该报纸怀疑这背后有中国政府操控的影子。

无独有偶，韩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CSC）在去年11月发布了一份报告，揭露了 18 个韩语网站冒充当地新闻媒体，宣传亲中内容。这些网站同样来自中国，并和一家名为“海脉”（Haimai）网络公关公司有关。

这两起事件的曝光，引起了数位监督组织、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的关注。他们调查之后发现了更多类似的网站。该机构在7号发布一份报告，称从2020年中期以来，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30多个国家，出现了123多家冒充当地新闻媒体的中国网站。这些网站大量传播亲北京的“虚假资讯”和对批评中共当局的人士进行“人身攻击”，比如指责美国科学家泄露了新冠病毒等。

该机构表示，这些网站和一家名为“深圳海脉云翔传媒有限公司”的公关公司有关。这些网站的宣传策略非常独特，不同以往。其中，最核心的一个特征就是，这些网站虽然会对批评北京当局的人士进行大量人身攻击，但是在发布一段时间后就会删除。

报告表示，这些网站的曝光度其实并不高，但是架不住网站数量快速增加，并且使用当地语言、报道当地内容，使得当地媒体和受众被影响的风险大大增加。最后，该报告和稍早中国数位时代报道的一份报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中共当局的“大外宣”策略已经走出亚洲，越来越的影响著其他地区的国家。

三、大数据武器化：解读中国在西藏的数字监控

关注藏人权益的研究机构绿松石屋顶（TURQUOISE ROOF）之前发布了一份报告，揭露了中国政府通过强制安装手机应用“国家反诈中心”，加大了在西藏的数字监控。该机构基于一名流亡藏人的叙述展开研究，指出，该应用已经变成了强大的监控网络要素。

该报告称，这一应用程式收集的资料范围已经大大超出了“反诈骗”的范围，纳入了更多控制机制，并结合了刑警管理的集成资料库来进行监控。

报告还对“西藏黑社会犯罪综合情报应用平台”这一先进的大资料警务平台进行了调查。“对政府采购通知的分析显示，该系统将西藏自治区现有的各个公安局系统的资料合并到一个中央 Oracle 资料库中”，而该资料库正是基于美国技术开发的。“在西藏温和的文化表达、宗教表达、语言权利宣导和社会工作定为犯罪的运动中，这个资料库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西藏和新疆员警检查站部署的间谍软体和通用取证提取设备（UFED）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同样，复杂的大资料分析平台在这两个地区都在运行。尽管具体系统可能有所不同，但通过情报主导的警务在这两个地区进行控制和镇压的总体战略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报告表示，“部署在西藏和新疆的民用人工智能监视系统起源于军事指挥与控制系统（C4ISR）以及解放军联合作战综合条令”。因此，该报告还表示，这意味着在官方的眼中，西藏和新疆已经变成了战场。